以上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图片，因为我们是学习法学的，所以我从法学院的角度还要给大家展示一些德国的法学院为社会进步以及思想贡献的成果。他们的很多著作在今天依然为我们所研读，例如普芬道夫、莱布尼兹、萨维尼、耶林、韦伯，以及20 世纪的拉德布鲁赫以及2001 年去世的考夫曼。其中莱布尼兹有必要多加介绍：在西方历史上，把学识渊博的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第二位“百科全书”，而通常把亚里斯多德称为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莱布尼兹横跨人文、社科、自然和工程技术，尤其是他的数学造诣极深，并且从事矿物学这一技术性的学科。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法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都是从法学院走出来的专家和学者，除了这些列举之外还有一些没有从事法学或者法律工作的人，例如歌德，他曾经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研习法律。还有对20 世界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捷克作家卡夫卡也是学法学出身，他著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审判》，德文名称为Der Prozess。

二、大学进步之铁律

展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著名的人物，思想家或者科学家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学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名流？为什么能够给社会贡献出这么多的成果？到底是什么精神支配着大学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之前提到的1801 年的德国洪堡大学开启了大学的第二个时代，其背后的价值观或者大学观是什么呢？由于洪堡大学的示范效应，使其迅速成为世界所认同的大学观也即“自由、修养、科学、寂寞”。自由、修养、科学都容易理解，唯独寂寞不容易理解。比如我们现在的大学，都害怕寂寞，如果没有会议或者没有接收到邀请就仿佛被学界遗忘了一样。我们很多的著名学者，一些不起眼的行动都会在网上公布，生怕被人遗忘。我们今天的心态恰恰同19 世纪的思想家、科学家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所以洪堡大学要求耐得住这份寂寞，没有这份清净是贡献不出来这么多的思想家的。这种观念建立在洪堡大学的基础理念之上。洪堡大学在创设之处并不称之为洪堡大学，而是柏林大学，二战以后由于东柏林、西柏林的区分，西部的人们不认同东部的意识形态，所以新建了一所大学，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柏林自由大学。为了区别开来，将东部的学校改名为洪堡大学。洪堡大学创办的理念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国家举办，大学自治；教授治校，陶冶性情；培育精英，教研统一。所以直至今天，德国教授的社会地位往往是非常高的。虽然收入并不是最高，但是其地位甚至超过了部长或者是大法官，社会对其认可度是相当高的。教授的公信力排名也一直高居榜首，其次才是法官等等职业，排在最后的是政治家。所以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群爱好撒谎的人组成了一个撒谎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相当红火，吸引了一个议员的申请参与，但是这个俱乐部却拒绝了他。俱乐部的理由是：我们这个撒谎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德国洪堡大学以精英教育的培养为目标，和后来美国“脚上沾满牛粪的教授”时代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时候并没有提倡服务于社会，而仅仅是陶冶性情，培养精英。其开设的课程比较类似于古罗马的“七艺”，包括几何学、文法、修辞学、音乐等等。虽然有比较实用的课程例如法学，但面对实践和社会的观点还没有形成。因为这个时代主张知识创新，所以主张教研统一。这一点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引领了19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叶整个大学发展。当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的时候，就希望引进德国大学的这一套理念，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教研统一。所以，德国洪堡大学观也曾影响过中国。但是好景不长，昙花一现，尽管在历史上产生很多的伟人，但是我们的大学没有一套持续的理念，而是在不停的变换。刚刚所言的“寂寞”二字，从西方大学的所在地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欧洲著名的大学，都是在偏远的、风景秀丽的小镇上，远离城乡世俗，比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而德国尤其为甚：海德堡大学、弗莱堡大学、蒂宾根大学以及哥廷根大学。当然，现在这些小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了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中小城市了。这种地点的选择，为的是让大学教授能够静下来，唯有静得下来才能做学问。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静致远，而在大学中只有宁静才能达到自由的心境。所以，我将这句古话改造了一下叫做：宁静致自由，自由成学

术。直到今日，德国还有“洪堡基金会”，这是洪堡大学创办人的弟弟所设立的，他是一位化学家。这个基金会用于资助杰出的、优秀的学者前往德国进行学习研究，以前针对美国专门设立了“精英奖学金”，其条件是特别优厚的。自从默克尔上台之后，也专门针对中国设立了“洪堡总理奖学金”，我们学校民商法专业的于飞老师也获此殊荣。这些奖学金或基金会的目标是旨在发掘学界、政界或者商界的领军人物，是世界上条件最为优厚的奖学金。

图7 德国海德堡

图8 德国洪堡大学

我们已经看到了19 世纪以来大学的演变。虽然从传授知识到知识创新到服务社会的功能在不断扩大，但是大学的基本精神是没有变的,例如，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只是功能由教学转变成了教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三位一体。

三、中国大学进步之障碍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中国大学在进步之路上究竟存在着什么障碍。我曾经在五六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学术自由及其敌人”，其简版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上，全版发表在搜狐网站以及相关的一些学术期刊之上。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学者就来讨论阻碍中国大学进步的制度性的障碍。我当时把这些障碍概括成：审批学术与等级学术。这是非常有中国特点的两个概念，因为审批制度不仅仅存在于学术之中，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很多方面中。而这些制度与“寂寞”是不沾边的，我们每年都要推陈出新许多项目、计划。比如我们有了一个“211 工程”，而这个工程还没有结束之前又推出了一个“985 工程”，而这两者的关系是很难理清的，更多是与部长官员的政绩相联系的。再比如“高校青年教师奖”和“教育部名师工程”也很难区分，以前“高校青年教师奖”是老师的最高奖项，但新的教育部部长上台之后又推出了“教育部名师工程”，都是用工程的方式对待学术，而且这些工程都需要层层报批。尽管我对此持批评态度，却往往身不由己参与到这种审批之中。我尽量能不参加就不参加类似的工作，但却经常推脱不掉。另外一个就是等级学术，我们把学术分成了各式各样的等级。比如大学，中国有副部级大学、司局级大学、处级大学等等，根据级别确定你的身份。我们的课题也是有等级的，有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校级课题以及院系课题，其实课题本身难道真的有国家与地方之分吗？研究所研究的是这个课题，国际项目研究的不也是这个课题吗？我们的刊物也是分成等级的，有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期刊之分，对于研究生有的学校还规定需要在核心期刊上面发表论文。我们学校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予以了坚决反对，这只能鼓励同学去弄虚作假。因为即使核心期刊全部给我们学校的博士生发表，数量也是不够的，每年我校法学的博士就120 人左右，而一份杂志也只能发表十来篇论文，那么就需要十种杂志。而我们公认的法学核心期刊总共也只有15 种。所以，这种制度只能逼着学生去造假、去走后门拉关系。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新世纪之后，也就是大学大规模合并以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教育部当时制定了一个学术繁荣计划，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按我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计划是相当繁荣的，但是学术是没有繁荣起来的。”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计划越多、工程越多，对于人们的思想创新是越不利的。我们之前所说的名家没有几人是因为拿到过国家课题而创造出那么多的成果的，因为人思想的原创性并不是依据工程的思维进行的，可能十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在十年零一天想明白了，但是工程可能仅仅持续十年，这是不符合学术自身运行的轨迹的。时间对于这些工程也已经做了一种检验。如果我在2004 年批评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为时过早，因为工程刚刚开展，但是总结世界大学的历史却完全可以预见的到，这样一种计划只能繁荣计划，却不能繁荣学术。即使说当时预言过早，但是6 年过去后完全可以验证了我当时的判断。

四、中国大学进步之策

怎么样使得大学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那么首先，当然是中国的大学自身有所进步，自己不进步怎么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计划除了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之外，还应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我们法学不是以批判为己任的，而是以制度建构为我们的第一要务的，这是法律人与哲学家或者文学批评家根本的不同。所以最后我们谈中国大学如何推动社会的进步。

究其阻碍中国大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我总结了这样三条：第一是中国大学缺乏自治的精神或气象；其次是行政机关垄断资源；最后则是行政机关垄断资源而导致了审批分配资源这样一种体制的形成。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垄断在行政机关的手中，包括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从国家拿到的课题的重要性是大于自己去基金会或者企业拿到的课题的重要性。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在企业拿到的2 万元课题经费只相当于在国家拿到的1 万元，比如为了晋升教授需要拿到课题，拿到的企业或者基金会的课题需要20 万，而拿到国家的课题只需要10 万。对于这种情况我也是极力反对，加以痛批的，行政化思维的程度可见一斑，唯上级行政机关马首是瞻。

为了推动中国大学的发展首先就应该去行政化，如果这一点不能彻底解决，大学的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在今年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大学的行政化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主张不能去行政化，不能降低大学的级别，否则会导致大学的许多不便。而也有很多大学的校长积极主张去行政化，拿掉这种头衔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形成两派的观点，我也希望在等会儿的讨论中能够听到你们的观点。其次，我们要反对过度的组织化和数字化。我们现在是以一种“科层制”的方式来管理大学，这就是韦伯主张祛魅，祛除传统型或者魅力型的管理体制而主张科层化以后带来的弊端、副作用。在行政机关的内部进行科层化是必要的，但是后来却将这种科层化推行到了社会的种种领域，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也是过度的组织化。比如，国家的层面有国家社会科学办公室，在部级又设有许多相应的司部门，而在各个学校又设有行使这种职能的“处”，我们学校设立的就是科研处，比较大的学校会专门设立“社会科学处”、“自然科学处”等等，甚至不只一个机构。而到了院系的层面，往往叫做“办公室”，或者“专职秘书”。层层的组织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这就是过度的组织化。人文科学的思想，在过度的程序化与组织化之中没有自己生长的空间。而对于人均发表论文数量以及人均科研经费的要求等等数字，是一种过度数字化的体现。这种过度数字化掩盖的是我们思想的贫乏，尽管数字赏心悦目，但其中包含了什么思想？我在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中专门引用过一个大学的简介，而这个简介几乎就是一个数字化的，院士的数量、学科的数量、博士点硕士点的数量等等。通篇看完后，虽然学校鼓吹自身实力，但却没有一个字眼提到我们在什么领域贡献出什么理论，比如我们在力学领域贡献了什么理论或者在哲学领域贡献了什么理论。翻开所有大学的简历，几乎都是类似的情况，包括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有很多成果，但是在介绍学校或者其他公开的场合，却从来看不见这些成果的表述。对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简介，当然它也有些少量必要的数字，比如学生或者教授的数量，但是没有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数字，这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也是我们很难向他们翻译的一些名词。他们重点介绍的是在某个领域的卓越贡献，法兰克福大学的在物理领域实力强劲，所以他们介绍他们在物理领域所贡献的理论以及相关的科学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他们会介绍哈贝马斯所贡献的交往理性理论。这种介绍比起用数字介绍的方式，更让人一目了然。过分的数字化更多是为了博得上级的好感，因为上级领导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大学所获得的成果。

以上是针对体制而言的，具体针对人、针对学者而言，虽然学者往往无法逃脱这样一种体制，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但是，我仍然主张学者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做起：第一就是去明星化。今天我们的学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社会在牵着鼻子走，而大学却没有成为社会的灯塔，相反是去附庸社会上一种低俗的潮流，而明星化就是一种十分显著的特征。虽然我们今天的学者有一些成就，但却被过度明星化。出场费的多少，对于排场的要求，这种做派、讲究、言谈举止都与歌星特别类似。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追求这种明星化，那么他的原创性动力就完全丧失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学术十星”的活动，对于这个名字我也给予了批评，因为大学不应该去模仿体育界或者文艺界的做法，而应当有自己的独创性，我们当然要去发现新人，但不是模仿文体界的做法，要有独立特行之处。第二点是反对通吃。现在很多的学者似乎什么都会，既能搞行政还能赚钱，又能做学术，还能教书，甚至还能做其他事情。这种“三栖动物”、“四栖动物”特别多，顶在头上的光环特别多，政界的头衔、学界的头衔、商界的头衔，例如独立董事、顾问之类的。通吃的现象特别的严重。在我们法学界的这种情况也不亚于其他学界，因为法学还有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如果想栖身于学界、政界、商界等等社会各界，那么做学术的投入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最后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学者害怕寂寞。在我看来，应当适当的躲避喧嚣。人不可能独立特行，但是一定要拥有这方面的意识，有些事情可以去凑凑热闹，但是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要知道自身的分量和角色是什么。而最后一点往往是最难做到的，因为很多人把收到邀请看做是自己的身价，一种象征、荣誉或者地位。成天处于喧闹的环境之中，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荒废自己的学术。我也希望大家在法大尽管不是那么好的环境当中，能够适当的躲避喧嚣。应该说昌平是远离都市的，对于许多学生而言这或许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儿生活过的本科生离开校园之后都会感概，昌平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今天，我关于大学的演讲就到此为止，休息片刻之后，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讨论的阶段。

讨 论

郑永流教授：在接下来的讨论之中，我希望听到大家谈谈你们的意见。因为我不想把讲课变成单单我一个人的独角戏，一种独白式的。Seminar 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交流，尤其如果要有创建性的思维，往往是在交流中产生的。我记得法国已经去世的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做Pierre Bourdie，就是布迪厄，他的一本非常著名文集《实践与反思》就是在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过程中，与博士生的讨论中形成的。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种授课方式，包括对于二年级的硕士生都是如此，那么对于博士生更应该如此。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讨论，没有硕士生与博士生先后的问题，大家自由发言。

朱时敏博士生：就这个命题，刚才郑老师的宣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尽管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思考但远没有这么深入，刚才一边听课我一边做快速的思考，下面就把我刚才想到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与大家交流。我觉得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可能要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也是关于大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当代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把大学教育的目的分为两大类，第一个目的笼统的说被认为是开启学生的心智，就象有人所说的大学是使人能成为其人的地方。第二个目的将大学定位在，是为了向社会输入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劳动者。这两个目标定位通常被认为是矛盾的。现在我们考察一个学校的好坏主要是考察一个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样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不得不在教学上更偏重于对一个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培养，而忽略了对学生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等人文精神的培养。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从大学过来的，回想起来我们日后在工作中运用到的多少知识是直接从大学里学到的呢？近年来高校频发的学生自身心理问题，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不良冲突问题。这些都是就业导向教育的一种现实表现。更进一步，这些学生进入社会以后，又会造成或者促成当下种种我们认为不是很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对此我认为高校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个人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更多的关注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不应该过多被就业压力所牵制，一味的灌输专业知识和培养工作能力。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郑老师谈到的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我认为大学行政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其办学资金都是来自政府（除了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费）。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学生众多。由此形成了人多钱少的局面，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政府本来可以平均的分配这些有限的资源，这样就不会出现现在的这些大学和学术上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等级制度带来的行政化的审批问题。但是平均分配资源不能满足我们对教育或者人才的结构性需求，我们一方面要对所有的步入成年的公民进行普及性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又需要培养高端人才的精英教育。这种对大学教育以及人才的结构性需求就要求对资源的非均等的分配，从而导致了对大学以及对学术的分级。分级的标准中自然少不了对文章好坏的评价。对文章好坏评价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对其发表期刊好坏的划分，于是有了期刊的等级。同时有了课题的等级，而所有的这些等级必然导致高校和学术的行政化管理。抛开我们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体制性因素，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设想，那就是政府对所有的大学依据其学生人数的规模来平均分配国家资源。这样就能避免学校和教师去迎合政府，因为如此一来就失去了讨好政府的动力了，讨不讨好都一样。那么如何解决结构性需求问题呢？我觉得结构性需求应该交给社会来解决。一个学校如果的确对这个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的确能够培养出很多杰出的人才，它自然有能力从社会上募集更多的资金。反过来说，如果社会需要精英性的人才自然会有人将资金投入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大学。这样一来大学就可以不必对政府负责，而只需对社会负责了。这也本来就是大学的应有之意。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郑永流教授：我今天主要任务不是回答问题，某一个发言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对在座的每一位提出的问题，当然包括我在内。所以我想先听听在座的各位对你问题的回答，之后我会对你们的问题进行回应，以避免又成为了一个人的独角戏。

吴绍南博士生：第一我觉得大学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学生心智的问题，包括西方的大学教育也是如此。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学以致用，如果我们所学习的知识不能应用，那么对于未来而言，我们的学习是没有方向的。所以，我觉得大学教育不仅仅是给学生开启心智，而是应该以整个就业为方向，两方面并重，用实践的教学对学生进行两个方面的培养。第二，关于教育行政化的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大锅饭大家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现在的状况确实存在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下导致一种行政化的问题。并不是行政化是由资源而导致的，而是中国行政化本身的问题。

蒋颖硕士生：我对朱师兄关于大学目的的陈述有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朱师兄并非意指大学的目的仅仅是开启心智，而是出于一种矫正的思维。现在过度重视效用化的过程可能在开启心智与谋生中出现了一种失衡的状态。因而，我觉得朱师兄只是强调某种失衡的状态事物中，被弱化的方面。而吴师兄所言大学教育也应该注重实践，我认为不强调这一问题并不代表这一方面的不存在，大学教育不可能只是精神层面的开启心智的工作。朱师兄所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就是对“给奶吃”的人负责。但是我认为，母亲给予子女奶喝，但是子女长大后不单单是对母亲负责，我们会认识到个体的人是处于独立的人格状态，是不是可能政府提供一种面向整个社会的资金？提供高校“奶”喝，并不足以成为政府对于高校行政化控制的正当化理由。即便是提供了足够的资金，高校也保有各方面的足够自由。我觉得应当让政府意识到这一点。

张笑滔博士生：我想谈的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表面上所谓的冲突。我觉得二者并不是必然的站在对立面。没有一种教育说是精英教育就能完全培养出精英，也没有一种教育说是职业教育就不涉及任何的价值。教学的本身和学生的界限是没有那么绝对清晰的，而恰恰是流动的。这种界限只能从结果的层面去看，而不是从一开始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立的。然后我想谈到的是，我们在讨论大学进步之道，那么我们谈论的是大学对于社会的进步，还是大学本身的进步或者是我们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生在知识上、体验上、批判精神的培养、自由精神上的进步？到底核心点是在个人还是在于对社会的进步？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的思想家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如GDP 那样容易观测的，没有一个直观的标准。这就是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些区别。另外我想提到的一点，大学进步的阻碍，除了从体制上、从外部上寻找原因之外，我们也应当寻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现在社会存在一种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的潮流，而这种潮流在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在谈话中不经意间掉了“书袋”，还会表示歉意，告诉听众这不是其刻意表示学识渊博。这或许是西方教育民主化的产物。同样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对于教授身份评价可能存在其他的说法，对于专家的称呼很可能就成为了砖头的“砖”。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江平老师去进行有关物权法讲座的时候，对于强拆的案例，江老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既然法院已经是这样判了，我们就应该遵循法院的判决。但是这时候有人站起来说：“江老师，我以前是很崇拜您的，但是现在听到你的话，我就想往你身上扔鸡蛋。”很多人都是以一种民粹主义的直观的、直白的态度，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是年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是这么的简单，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另外一个可能与我们自身有关的问题在于，现在大学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出现了一种平庸主义。作为学生的感受，现在有老师鼓励我们说任何话，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使得大家感觉一切标准都被打破，而掉进了无底深渊。不再推崇经典，而仅仅是自我的感觉。更甚者，还有老师讨好学生，一味打高分，却罔顾对认真学生的负面影响。

汪雄博士生：刚刚朱同学认为大学应当开启心智，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开启心智的前提是去行政化、官僚化，去数字化，具体给出的方案是大学不应该对政府负责，也不应该形成一种竞争的关系。他的方案是政府应该对大学实行平均主义，至于培养精英教育所需的额外费用，由大学向培养出的精英和社会索取。而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大学和社会之间会不会出现一种竞争的关系？一旦出现竞争的关系，会不会退回到因竞争关系产生的评价体制中？这种评价体制会不会束缚大学的进步？然后进一步的问题是，精英人才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很多的财富，或许商界精英可以，比如数学家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就是出于十分贫困的环境之中，一个人在森林中进行演算，那么他解决了几百年来的数学难题，是精英人才，但是他没有很多的财富，不能给母校带来什么。还有哲学家、文学家也是如此，例如北岛，常年流亡于国外，也很贫困。所以大学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培养精英人才来反哺自己，那么大学的精英培养就会朝向商界精英，偏重于经济学的方面，而一些基础的学科会被丢失。这就是我提出的观点。

朱时敏博士生：既然汪雄同学的问题是针对我刚才的发言，那请允许我做一下回应。关于你说的当学校将寻找资金的目光投向社会的时候，可能会由于社会的选择而迫使一些专业的流失。我想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身后的这栋大楼叫“逸夫楼”，应该是邵逸夫捐赠的。据我所知邵逸夫好像不是学法律出身的，更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给一个不是他所学专业的也不是他的母校的学校捐赠呢？（汪雄：他给所有的大学都捐赠啊。）对，这正是我想说的，社会或者说社会人士在选择对某一个高校进行捐赠的时候，他的评价标准可能不会局限于这个学校是否自己的母校或者自己的专业，社会捐赠的价值取向有他自己的形成的机制和体系。可能这些机制和体系会把高校引向另外一个不同于政府所求的方向，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比较政府与社会之间，我更倾向于把学校交给社会比较给政府更好。当然这个也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我只能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来对比我们刚才谈到的一对矛盾。因为后者已经被别人所论证。这就是我的回答。

蒋颖硕士生：就刚刚两位师兄谈到的社会捐助的问题，已经是十分细节的问题了。但这个细节还存在着操作层面上的困惑。大学的运作时需要常规性、非常稳定运作，这个社会层面的捐助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将均分的思路一部分寄希望于政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部分是稳定的。另外一方面，寄希望于社会，可能会形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状况。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无法确保，而大学首先需要规律化的，秩序化的运作。师兄可能会留意到“壹基金”的问题，NGO 的问题，我们需要太多太多制度的保障去促使这些东西，但是大学的进步是急需要解决的，急需要推动的，我们跟需要着眼于现有的资源，而不是寄希望于核心体系外的，还需要很多未知量的事物。而是希望已知量和确定量越多越好，变量越少越好。所以NGO,慈善基金都存在着很多的变数。所以我觉得师兄应该把目光更多的注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之上。

朱时敏博士生：我刚才谈到了，在我的构想中，维持一个大学基本运转的资金应当由政府按照学生人数的多少平均分配。而从社会中寻找资金只是解决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的问题。当然你指出的问题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

李勇军博士生：我和朱时敏都有过共同的经历，也就是在高校中有过多年的教书经历，我和他也有一些探讨。对于大学资源的分配，应该更多的从民商法或者经济法的角度分析，而不是仅仅从法理的角度分析。资源分配的行政化使得大学以及教师围绕着行政体制，也使得我们被迫接受之前提到的“211 工程”、“985 工程”。其二、我认为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在政府维持基本运营的经费之外，完全有实力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捐赠。例如前几年碧桂园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捐款三千万，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足，而不仅仅是国家投资十几亿或者几十亿维持运作。第二个例子是我听说的，有的学校校友进行捐款，如果数目太少，学校不愿意接受。因为如果数目小，还要行政的领导出面接受，就降低了其地位。而国外的大学却能够平和的对待每一笔捐款，不会说因为捐款的数目与学校的地位产生不对等的情况，而不以数额为判断标准。所以我也认同通过国家的投资维持高校的基本运营，然后引入大量的社会捐助。其三、对于刚刚张笑滔所举的江老师经历的例子，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民粹的问题，其次是公民的想法无法得到社会政府的认同时，会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嫁给某位学者，使得学者无法真正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江老师就被是为了一个不同于大众意见的矛头对待。平常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要求他们不要紧扣课本上的观点不放，对于一个问题只要言之有理，而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这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什么都是可以拿来讨论的。前段时间看见陈丹青所写的《退步集》中所言：文化应当是社会的灯塔。刚刚郑老师也提到了中国的大学没有成为社会进步的灯塔。当前中国的事实是，国家或者政府成为了社会的灯塔。我国的这种机制，可以说人为的造成了信仰缺失或信用缺失，也造成了人的盲目。因此，盲目的相信政府的力量造成了行政化或者一体化，法学本科教育中的14 门核心课程也是如此，不强调特色而强调统一。但是比较欣慰的是，近来国家针对高校的特色而给予了特别的资助，可以使得各个学校能够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在针对社会矛盾设计解决机制的时候，应当考虑的这种方案是否可行，以及自身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个人认为刚刚提到的大学教授治校本身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学校的自主权怎么体现呢？由学校的领导？还是老师？亦或是学生的共同参与？往往现实里，大学教授本身就会拥有一种行政的权力，占据着高校的领导岗位和各种资源。之前我的同事来北京同我交流，说我以前任教的学校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方式上作出了创新，以前民商法专业的答辩由民商法专业老的师负责，国际法与经济法也各由自己专业的硕导负责。但是今年却将各学科的答辩进行了交叉，有国际法组老师负责经济法硕士生答辩，经济法组导师负责民商法硕士生答辩，由民商法组导师负责国际法硕士生答辩，这是不死和创新？如果是创新，那这种创新究竟有作用吗？我持否定态度。

卢超硕士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中流行着一个说法，也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于是我们把上大学当做自己的目标。但是当我们上大学之后，发现大学生遍地都是，于是我们就去上硕士。当我们发觉硕士也越来越多后，我们就去上博士。这种状况就导致了一种无限往复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谈大学进步之道，还要从我们自身，从我们上大学的收获和目标来谈。在欧洲或者美国，即使不上大学，人们也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欧美国家的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往往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其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爱好。反观中国大学生上大学的动机，往往只是迫于生活所困，不得不这样做。大学为了完成政府所设计的各种工程，而学生也往往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真正是为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读大学的学生可能比较少。我认为，不应该让大学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教育，当然这也需要社会体制的支撑。

黄伟文博士生：刚刚郑老师提到大学进步之铁律，我觉得重心应当落在自由二字上。不管是教授治校的外在体制，还是陶冶性情的内在修养，都是为了保障内心学术自由的空间。亚里士多德将学问分为三种，其中的前两个是学术的研究和实践之学。这两种学问的共同点在于其目的在自身，唯有目的在自身的学问，才能是自由的学问。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学术的保障，也是在于对自由的保障。现在很多人也在讨论，大学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但是我认为，无论是精英或者大众的教育，其不能改变的是以开启人的心智，培养独立的精神以及平等的人格为己任。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大学是精英或者大众教育，只要保持这个目的不变，那么它所培养出的人才必定是精英。精英不在于是少数或者多数，而在于一种状态。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的说法，也即宁静致自由，不宁静何以致自由？自由成学术，不自由何以出学术？昨天晚上是一个没有风声的夜晚，我在宿舍写读书笔记，隐隐约约听到旁边的宿舍传来了一阵争吵声，我凝神静听，感慨万分。原来是一对贫贱夫妻在争吵，他们在吵什么呢？原来是一对贫贱的博士夫妻为家庭经济的拮据在争吵，只听见女人洪亮的声音，但是男人鸦雀无声。为什么男人会沉默？因为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时候会考虑他无法去承担落在他身上沉重的压力。一个人的角色是多元的，要为生活、为前途、为妻子、为孩子，我们无法去掉他身上的其他身份而仅仅让他去履行一个学者的使命。当一个人身上的各种角色发生冲突的时候，陷入忠孝难两全的窘境的时候，我们会提出这种疑问：学术用什么保证？用什么获得？反观我们中国的大学为什么无法实现精英教育，刚刚提到的行政化的原因，这是我非常赞同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行政化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深层次是因为没有精神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我们设想如果研究宪法的学者不能够谈宪政，研究人权的学者不能够谈自由，我们的学术在哪里？学术从哪里产生？中国十分不好的风气就是以吏为师，这不仅仅说明了中国的学术必然是行政化的，更致命的是其将真理的标准垄断在权力的手中。例如，我们读到博士阶段还必须学习政治，而我们所学习的政治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听我的话”。当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都在听一个人的话，一个政党的话，或者一个声音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思想在哪里？自由在哪里？学术在哪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或者其他的机关要发生深刻的革命的前提，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源革命。这种根本的源革命就是我们不能再让真理和权力合谋。如果权力和知识结盟的话，那么只有权力，没有真理。

赵晓琴博士生：刚刚听大家讨论，我认为实际讨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学才能独立自由。也就是大学从哪里拿钱，如何获得教育资源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学应该是精英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大学教育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大家对于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也是存在共识的。其一、大家都认为大学应该是独立和自由的；其二、大学不仅培养的是谋生的技艺，更应该培养精神的修养。但是我觉得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仅仅局限于大学自身来讨论，大学自身的症结究竟与社会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关系？大学的弊病存在了这么多年，尽管学者一致在呼吁，但是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其次是，大学教育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我们现在的教育与我们社会问题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为了拉动内需，缓解就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应该关注大学教育与社会问题的关联？

黄石博士生：教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教育，一类是人文教育。我记得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教育不是使人成为人上人，当然也不是使人成为人下人，而是使人成为人中人。”我想他这里所说的人中人，更多的指的是教育的人文教育方面。我个人肤浅的理解是人文教育不是侧重于“知”，而是侧重于“觉”。这种“觉”就是通过自我的不断省察，以达到自我的不断优化和完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曾把知识教育称为向外用功，而把人文教育称之为向内用功。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大学的教育中过多的重视了知识教育，而忽视了人文教育。关于教育的宗旨，我想借用当代学者黄克剑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教育的三个维度应该是授受知识，开启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开启智慧主要是头脑方面的，而润泽生命则是指的精神层面的。

许慧芳博士生：我很庆幸能够在黄石同学之后发言，因为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十分相近。刚刚黄石同学从学术的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从实践的方面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看，老师教授学生一方面在于自身的学术责任，另一个方面应该是关注到自己的学生，对他们负责。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关注学生身上背负着怎样的期望。一方面是学生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对于思想、独立人格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关注家庭以及社会对于学生的期望。因此，基于中国的教育制度，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是应试型的教育。我现在辅导的85 后的学生，基本上只有知识上的积累，或许发达城市会有其他能力的训练，但是大多数其他学生是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的。在大学中，学生首次享受到自由选择的快乐，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去引导他们。所以我很赞同刚刚黄石同学所说的最后一点，也即点化润泽生命。我们应当教会学生怎样去生活，一个层面是知识层面的问题，一个是适应社会的问题。这种能力也是必需的，在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引导他们明确自己的位置，如何适应生活环境，如何与人沟通，如何丰富、完善自己。我也有些同事，学术做的非常好，但是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确实十分低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作为一个在社会中生存的人，他们也许是很失败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归因于他们在大学学到了什么，老师是如何引导他们的。正如伟文同学刚刚提到的，一个学者具有多重身份，他（她）可能是一位丈夫或者妻子，一位父亲，或者儿子。他必须首先处理好这些身份之后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之中，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是康德，不能独身一辈子。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首先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儿子，一个好朋友，一个能够给予别人帮助的人，然后才是一个学者。

郑永流教授：谢谢大家！我们的自由发言就到此为止，最后，我想有请王旭博士给我们阐述一下他的想法作为一个总结。

王旭博士：我就发表一下自己的观感吧，谈不上总结。中国大学的进步之道本身是一个启蒙思想的延伸，预设了一个比较崇高的理想和规范，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正题，也提出了一些反题，有破也有立。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前提需要明确,首先是行政化的问题。科层制时代的到来使得行政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铁律。无论把大学交给国家、社会、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一个权力趋向于管理和集中使用的问题。这并非是我们今天大学精神堕落的最关键的原因。第二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国家要不要投入，要不要使用是一个大家反复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没有太多必要去争论的。我们可以看看世界文明的演进，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拿到了中国人的赔款。有人问天皇，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办教育可不可以，天皇回答说，不是三分之一，是全部。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国家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控制，这是两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福柯说法，也就是保卫社会。而如何保卫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保卫社会在精神领域自洽的方面，而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第二个问题就会涉及到一些具体方案的问题。大学进步之道应该是预设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愿景，也就是大学应该是怎样的。刚刚大家也谈到了很多这个问题，比如传授知识，人文化成，“为往圣继绝学”。但是，从传统的中国文化来看，中国的大学第一是强调的一种批判的精神。前几天正好翻到了黄宗羲的文集，在其中的第二篇文章就谈到了大学。他在讲大学的时候是指上古哲学，也就我国古代书院制的前身。黄宗羲谈到，大学是攻其是非之所，天下的是非不能交予一臣、一幸、一君、一王来商之，议之。必须有一个公共理性的平台来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进行反思与批判。所以他提出大学时攻其是非之所。这种批判功能在儒家使命感的血液中一直被传承，因此孔子有云，学不在官府，藏富于民。但是可惜的是经过我们的暴力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改造之后，大学最重要的自洽，与国家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功能却已经丧失掉了。所以我很赞同刚刚伟文所使用的一个词“合谋”。在这种批判功能丧失掉之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规训学校，学校规训学生，学生进入社会之后，进入国家又来规训学校，出现了这样一种循环。因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和治理者都是从学校中走出来的。所以这样一种互相规训，导致大学对于社会价值反思和批判的功能已经消失了，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地方。给再多的钱，再宽松的环境也是无法弥补这个缺陷的，因为它会使得合谋成为一种自觉，从自觉走向一种习惯，形成一种制度。这是我所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就是批判的功能。

第二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承的功能，这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功能。之前我也引用了张载的一句话：“为往圣继绝学”。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余英时在谈欧美的学生与中国的学生的时候曾提到，内地的学生不要顾影自怜，觉得自卑。中美学生的差距就在于，中国的学生还是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的。但是这种差距放在今天来说，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在中国大学生之中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当今的大学生和学校都是具有天命意识的，都在自己的命运中去豕突狼奔，不知道要继承什么，传承什么。这其中既有市场化的影响，也有民主时代，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趋向平庸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予以支配。但是回到福柯保卫社会的命题，如果要保卫社会，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精神，自觉担当的使命感是不能够遗忘的。这也是唐君毅先生所疾呼的“灵根自植”。余英时说,要通过教育、学术形成中国新的人文类型。这些先贤们认为，学校既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训练的过程，要通过训练进入到传统之中，来传承一代代人的天命。所以这是当代大学生“原子式”的自由主义，天马行空的散漫的品行，以及背地潜藏的对于权力的深深迷恋是截然不同的风貌。无论有多少钱，多么宽松的环境，我们的精神状况无法改变的话，注定我们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是羸弱的。所以大学的进步，归根结底应当是学生的进步，因为学生才是真正的新人。

批判的功能与继承的功能可能都是我们大学能够走向独立，走向自洽的两个关键，而不是在于谁来组织它，谁来控制它。行政化和金钱都只是外因，内造的还是功能能不能持续。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郑永流教授：王旭已经基本上为我做出了总结，虽然我本来并没有想要总结。我的本意不在于开启大家的心智，选这样一个题目并不是为了对大家进行大学观念的启蒙或者人权的启蒙，而主要是想要大家在一个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有一个可以言说的话题。通过大家的发言，我来观察大家思考问题的思路，这是我今天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不是想要得出大学怎么进步的答案。当然大家所谈到的内容，也是属于我们这样一个开放性主题的结论之一。所以我想尽可能多的听听大家的观点，尤其是在座的大多数人我并没有太多的了解。通过听取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大家慢慢的把这一个问题引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政治话语之中去了，而且有些同学还表现的比较激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反应是不同的。下一次讨论之前，我会把我的提纲放在网上，这样大家讨论起来就会更加集中一些。这次我是有意不让大家事先看到大纲的，因为之前我的大纲统统都会放在网上。大纲会告诉大家我们的讨论范围以及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样就会使得我们的讨论更有效率。尤其是在下学期的“法哲学与交叉法学”的这样一个seminar 上，更是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到时候，主要不是我讲，而是大家讲，我参与到其中，最后做出一些总结。

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训练大家如何做学术。因为太过于宏大的话题，例如行政化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我们的课堂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我们也不去追求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第一个目标是训练大家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学术。当然，我们强调做学术并不是忽视强调对于社会的担当感，只是不能过分的偏向另一方。从我的出发点来说，首先应当顾及的是第一点，然后才是启蒙的问题，担当责任的问题。这就是我对今天的这堂课，以及对将来的课程预设的目标。因为责任感以及担当感是你们在任何课堂上都可以谈论的话题，但是有一些思维的训练却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接受的，并不能在任何时候发现自己思维当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我对于这节课目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