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治理模式之弊
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这些纠纷矛盾解决不好,可能会给人类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失。如何公平、合理、及时地解决这些矛盾纠纷,是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实现良好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的本质。法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如何不让矛盾和纠纷发生,而是应该研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科学方法和模式。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强力为主,并辅之以血缘宗法规范和伦理道德。秦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一都是通过战争方式实现的。由于相信强力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矛盾纠纷恶化、激化,不可收拾,又没有适当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最后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这些暴力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一个法律格言:当法律被穷尽的时候,暴力就发生了。问题是,在封建社会,中国基本没有正常的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法律机制,只能通过暴力解决问题。
除了强力,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还有一整套血缘宗法规范和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既是一个词,也是两个词,“国”是“家”的放大。治国与治家是一个道理,家有长幼尊卑之分,依此自然形成和谐的家庭秩序。如果国民也能够这样区分,并由此自然形成一种秩序,国家就实现了大治。古代的“和亲”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产生的,即如果战争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和亲,以创造一种模拟的家庭关系,继而产生真正的血缘关系,由敌对双方最后变成一家人。根据这种名分秩序,确立宗藩间的主从关系、朝聘序列、兵力多寡、爵位上下、文书体例以及藩邦间的关系等。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要加强大家庭意识,巩固国家的统一和联合体的和谐稳定。
确立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1979年后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实践开始发生变化,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的提法了,而是主张用和平谈判的办法实现国家统一,解决内部纷争。从此开启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纪元。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国三十多年没有战争,既无外战,也无内战。正是因为三十多年没打仗,才有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一个新的以“和”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和哲学开始形成。
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确立了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以法律之治和民主之治取代原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几千年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变,“和”成为关键词,国际上我们讲和平,两岸讲和解,内部讲和谐。“和”的主要方式就是法治和民主。
这种转变对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尤其英国和美国这两国之所以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秘诀就在于法治与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的法治与民主。其道理在于,一则法治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科学的轨道,使其成为有秩序、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会失控和混乱；二则为重大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治渠道,避免了内乱和战争。例如2000年美国发生的总统大选纠纷,不少人认为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动荡,而当年美国解决这个纠纷则是通过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结束了36天的政治混乱。
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评论这个判决说: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他还说,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民主则实现了从“家国”到“民国”的转变,由家族统治向全民政治转变。过去选择治国人才的范围非常小,只能在少数人里边选择。今天实行民主,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范围扩大了无数倍。
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关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这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二者必须实现密切的结合,建立法治与民主的体制,这才是社会管理创新之道,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在发展顺序上,应该有先有后。我们以前总说“民主法治”,把民主排在前头。其实从科学顺序上应该说“法治民主”,法治必须摆在民主之前,先铺设好民主的法治轨道,然后才可以保证民主的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
如果法治的轨道和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在法治之外发展民主,中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样的民主是灾难。如果先发展了民主,希望在民主基础上再“长出”有效的法治来,这似乎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恰恰相反,法治和民主都很成功的地方,其经验都是先发展法治,等法治完备、政府和人民形成了法治传统和习惯后,再发展民主。法治必须先行,不能同行,更不能后行。这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同经验。当然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更高级的法治和民主,要避免资产阶级法治民主的种种弊端和问题。
总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今天我们必须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不断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这些纠纷矛盾解决不好,可能会给人类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失。如何公平、合理、及时地解决这些矛盾纠纷,是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实现良好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的本质。法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如何不让矛盾和纠纷发生,而是应该研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科学方法和模式。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强力为主,并辅之以血缘宗法规范和伦理道德。秦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一都是通过战争方式实现的。由于相信强力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矛盾纠纷恶化、激化,不可收拾,又没有适当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最后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这些暴力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一个法律格言:当法律被穷尽的时候,暴力就发生了。问题是,在封建社会,中国基本没有正常的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法律机制,只能通过暴力解决问题。
除了强力,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还有一整套血缘宗法规范和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既是一个词,也是两个词,“国”是“家”的放大。治国与治家是一个道理,家有长幼尊卑之分,依此自然形成和谐的家庭秩序。如果国民也能够这样区分,并由此自然形成一种秩序,国家就实现了大治。古代的“和亲”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产生的,即如果战争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和亲,以创造一种模拟的家庭关系,继而产生真正的血缘关系,由敌对双方最后变成一家人。根据这种名分秩序,确立宗藩间的主从关系、朝聘序列、兵力多寡、爵位上下、文书体例以及藩邦间的关系等。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要加强大家庭意识,巩固国家的统一和联合体的和谐稳定。
确立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1979年后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实践开始发生变化,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的提法了,而是主张用和平谈判的办法实现国家统一,解决内部纷争。从此开启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纪元。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国三十多年没有战争,既无外战,也无内战。正是因为三十多年没打仗,才有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一个新的以“和”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和哲学开始形成。
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确立了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以法律之治和民主之治取代原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几千年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变,“和”成为关键词,国际上我们讲和平,两岸讲和解,内部讲和谐。“和”的主要方式就是法治和民主。
这种转变对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尤其英国和美国这两国之所以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秘诀就在于法治与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的法治与民主。其道理在于,一则法治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科学的轨道,使其成为有秩序、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会失控和混乱；二则为重大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治渠道,避免了内乱和战争。例如2000年美国发生的总统大选纠纷,不少人认为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动荡,而当年美国解决这个纠纷则是通过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结束了36天的政治混乱。
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评论这个判决说: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他还说,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民主则实现了从“家国”到“民国”的转变,由家族统治向全民政治转变。过去选择治国人才的范围非常小,只能在少数人里边选择。今天实行民主,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范围扩大了无数倍。
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关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这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二者必须实现密切的结合,建立法治与民主的体制,这才是社会管理创新之道,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在发展顺序上,应该有先有后。我们以前总说“民主法治”,把民主排在前头。其实从科学顺序上应该说“法治民主”,法治必须摆在民主之前,先铺设好民主的法治轨道,然后才可以保证民主的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
如果法治的轨道和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在法治之外发展民主,中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样的民主是灾难。如果先发展了民主,希望在民主基础上再“长出”有效的法治来,这似乎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恰恰相反,法治和民主都很成功的地方,其经验都是先发展法治,等法治完备、政府和人民形成了法治传统和习惯后,再发展民主。法治必须先行,不能同行,更不能后行。这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同经验。当然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更高级的法治和民主,要避免资产阶级法治民主的种种弊端和问题。
总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今天我们必须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不断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