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张月姣女士有一次在清华的座谈会上，忧心忡忡地讲到“中国太缺乏具有国际眼光和深厚学养的法律人才”。她深深感到在WTO工作的过程中，与中国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案件很少是由中国律师担任代理人的，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律师。在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各种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中，我们更缺乏人才。所以，如何尽快培养一批涉外型高端法律人才显然是当前中国法学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处理各种各样涉外纠纷的日常性实务需求也越来越强烈。2007年我曾经进行了一个关于律师业的调查，在围绕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讨论的座谈会上，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学者和律师都指出，虽然地方律师竞争激烈，律师人数好像有点过剩，但在涉外经济领域中，在前沿学科领域中，我们特别缺乏人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培养一批能够在国际制度竞争中，在法律技术搏斗中，为我们的企业、国家、公民争取合法权利的律师和法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人才应该知识渊博，品格高尚，富于洞察力和判断力，同时具有高超的法律技艺。但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无论资质熏陶还是技能训练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动手能力的薄弱更加显而易见。不得不承认，现行法学教育的纲领和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知识体系陈旧，热心人才培养的好教师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研究的自主性和真理性也得不到必要的保障。
正是鉴于上述问题，我回国后想在法学教育改革方面进行一些尝试。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介绍过“三三制”法学教育模式。所谓“三三制”法学教育模式，具体做法是法学专业本科生从第三学年结束后开始分流，依据学生前三学年的成绩积点排名的顺位以及学生的自愿报名情况，通过免试推荐和综合素质测试，择优选拔一定数量的优秀生源，从本科四年级开始提前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以本硕贯通培养的方式让学生接受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以包括本科阶段合计6年的连续时间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因此，我们的法科特班的基本定位是主要面向司法和涉外法务方向的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特别强调以下三方面基本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法律分析和判断能力的培养；作为法律高端职业从事者的实务技能的训练；作为法律秩序担纲者的职业自觉性和精神的陶冶。
根据实践的情况，我们还在进一步完善课程设置。作为教育部设在上海市的唯一的法硕改革综合试点单位，我院成立了包括当地司法界权威人士在内的法硕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了三种不同类型法硕的培养方案。按照这个新方案，我们将打破一些过时的条条框框，把七八门技能性法律科目作为核心课程，给足学时讲透。与此同时加强课程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大幅度增加推荐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的品种，并且加强国际法和比较法科目群、跨学科视野科目群以及政策指向科目群。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主要导入了四种比较新颖的教学方法，即判例教学法，对话式教学法、诊所教学法以及模拟教学法。我们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等合作开设模拟课程和实践课程，学生们非常欢迎，都说恨不得再早些开设模拟律师事务所课程。
国内经常注意到的法科教育模式是美国模式，特别是兰德尔以来的判例教学法和苏格拉底对话式教学法。但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方面，2006年哈佛大学进行了非常重要的改革，而这个改革被认为是自兰德尔以来的第二次法学教育革命。比如在一年级开始实施的“解决案件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就是迄今为止法学教育中前所未有的尝试。在这里，学生就像律师那样，从接受客户委托阶段开始逐步解决现实问题，在处理过程中培养学生洞察世事、应用知识、进行判断的能力。一个案件大概花费3天时间进行团队作业和讨论。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下一步法学教育改革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自兰德尔革命以来的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还应该注意到2006年哈佛大学的第二次法学教学革命，这个革命正在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我们的法学院准备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把美国的新的改革的内容也作为我们的参照系之一。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尝试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特别不能忽视的。当我们强调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时候，显然不是要制造一批只懂得技术的工匠。我们的确需要加强专业技能的训练，提高法科学生的动手能力。但是，仅有技术还不算卓越的法律职业人才。我们希望自己的学生充分具备职业法律人所应该具备的高尚道德、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博雅素养。我们希望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希望他们富于远见卓识、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我们还希望他们能有一种在各界扮演领袖人物，在未来的法治中国承担历史重任的自觉。所以，我们决不能仅仅强调技能训练，还应该提供包括职业伦理在内的素质教育，决不能忽视理论思考能力和历史感的培养，还应该陶冶一股浩然正气。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强调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同时，如何防止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滑坡。我们不能一强调实务动手能力，就忽视研究。至于采取什么方法更有效，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提高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水准，学术型人才培养与职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之间如何既有区隔又有互动，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推敲的问题。总之，在强调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同时，如何加强学术型人才培养也是我们正在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