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十高龄的江平教授依然坚持研究。 (资料图)

　　□江平/口述

　　我和我的学生们

　　我于1991年获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从那时算起,到2010年招完的那一届博士生,我指导的博士生已满二十届了。

　　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指导博士生。我很早就没有带硕士生,也很久不给本科生开课了,只是偶尔做学术报告。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指导的博士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的博士生里没有真正的高层官员。我的学生们当初考进来时,确确实实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尤其像早些年的学生,除非对学术研究非常感兴趣,否则是不会考博士的。

　　现在我正式指导的博士生已经减少到了每年两个。但在这两个之外,由于港澳台的学生不占名额,另外还有个别论文博士和差不多每年一个的博士后,每年加起来也有四五人。现在论文博士已经减少了,著名法官宋鱼水是我最后一个论文博士。

　　我跟博士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一方面我要给博士生上课。过去只有我一个人有博导资格的时候,往往我一个人要把一学期的指导课讲完。后来跟杨振山合作,我们两人也把博士生课都承担起来。现在有十多个博导,讲课的任务就大大减轻了。但即便如此,我跟学生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现在,我一般是一个月跟学生见一面,请他们来我家,大家共同讨论学习中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等。一般情况下,我跟博士生在前两年接触多些,最后一年学生自己写论文,接触就稍微少点。

　　我这一生指导了二十届的博士生。我这二十年来指导的博士生,从数量来说,应该将近一百人吧。我自己觉得,这二十届博士生里,仅仅是为了混文凭或在博士生阶段不努力学习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确实非常非常少,每每念及这一点,我觉得良心上还是很坦然的。而且,至少就我所在的民商法专业来说,博士生入学考试,无论是当初考试命题也好,改卷也好,录取也好,都是完全按学术标准来录取的。就这点来说我也是问心无愧的。

　　我的博士生里面,有一些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比如第一届的赵旭东,现在在民商法学界已经很有名了；又如孔祥俊,现在也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了。应该说,我的博士生们在各方面都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有一些的学生都在高校里,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都颇有建树。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欣慰的。

　　来生还做教授

　　1996年,是我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的40周年。当时《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开辟过一个栏目,专门刊登教师的执教感悟。我就在这年5月20日的校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四十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人,四十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学校读书时,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大学毕业时,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能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

　　四十年的执教生涯,行将画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难重重,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做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虽然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的执教生涯并没有画上句号。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站在讲台上授课。我常常讲,如果来生再让我来选择职业的话,我还要选择在大学当教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阶段,是一个人在选择职业、专业时形成他的目标的一个时期,而法学专业,又是实现他法治天下、法治理念的最重要的四年。如果这时候,我能够从事教育工作,来为他们把自己的四年的法学教育搞得更好,无论当校长也好,不当校长也好,这都是作为法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价值的最大体现。

　　颐养天年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工作。我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还是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主任,还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但仲裁工作都不是非常忙,我更多的是指导博士生。

　　2009年我生了一场病,是中风后遗症。中风后遗症出现之后,开始是语言有障碍、行动有障碍,经过301医院的治疗,身体基本上恢复到了原来的95%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应该有的样子。这场病让我在医院里待了近两个月。出院时,大夫建议我要更多地注意恢复身体。他说中风后遗症如果再发作的话,问题会比较大。我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安心修养为主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繁忙。

　　这么一场大病后,我主要的感觉就是大彻大悟。我之前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像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样努力工作,而且我是希望能够工作到80岁甚至再长一点时间,现在看来是不现实了,因为要想工作时间长一点,就必须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工作和身体之间最大的矛盾。也就是说,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以工作作为目标去生活,现在要把这个目标放得现实一点。

　　在八十年人生时,想起了老先生胡适的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我可以说做到了。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连载之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