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夜难成寐，在床头开灯“仰读”徐复观先生翻译的、日本学者中村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著的一部老书———《中国人之思维方法》。此书当年在日本也曾翻读过了一些，但只记得其中若干要点，回国后偶尔在图书馆里看到了居然有徐先生亲自迻译的中文文本，遂不假思索地复印装订下来，但直到最近，才又捧读了起来。

而尚未读完，即感慨万端，并急于形诸笔端，遂有此篇文字，也因此之故，它就不足以称得上“读后感”，而只算是一篇“读时感”了。

作为日本的老一辈学者，中村元氏足以令人折服。这部书就广泛涉及语言学、逻辑学、神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当然也涉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作者还精通中文古典，于此征引甚丰，而且至为精当，更兼对印度佛教的经典以及中国佛学的典籍也颇有研究，能举例判断历史上的中国佛教大师曾经在何处误解了印度佛学经典。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大儒的徐复观先生才会出手翻译此书吧。

当然，徐先生毕竟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之一，与唐君毅、牟宗三先生齐名，早年又留学日本，故对中村氏的基本立场是深有同感的：那就是在西方文化已然形成了特大强势的“大气压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创钜痛深的时代”(徐语)，而努力理解与发展东洋文化，依然具有极大的意义。

读到此，就再次觉得：这样的感悟，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成熟；也惟有成熟的民族之中那些心性成熟的知识人，方能有这样的幡然醒悟。

不过，作为新儒家之一人的徐先生，在所谓的“大气压下”自然也更倾向于留恋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恰似吾人今日惜春，也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所以这种成熟，也颇应合了林语堂的一个说法：中国人一到四十岁，就会捡起父亲的布鞋与瓜皮帽的。呵呵，你想法学界的苏力教授，不就是在大致四十岁左右，推出了他那备受误解的所谓“法治本土资源论”的吗？鄙人随手查证了一下，还确切发现：苏力1955年出生，40岁那年是1995年，而那年他的代表作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这一宏文呢。

记得曾有幸得到法学界一位新人在我博客上的留言，坦言自己“最近有转向，想补补(中国传统)这方面的课”，并告知他已提出了“和谐宪政”的说法，“就是想将天、地、人的和谐作为宪政应当考虑的一个价值”。我想，这虽然势必让我们的宪法“担当太多”，也恰好应了中村元曾说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就有一种“折中融合的倾向”这一断论，然而，扣除中村氏所言的我们中国人在本质上乃有尚古传统这一要素，我想，作为年轻人不甘寂寞的一种尝试，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中村元的此书还没读完，而我们对自身固有文化传统的乡愁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但其实中村氏的一个比较公允的观点还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就是：“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应常常是批判的；同时，对于自己固有文化，也不能不是批判的”。

话说徐先生的翻译，那自然是一流大家的手笔。当然，细读之下，粗通日文文法的人偶尔也能推断出其中亦有一二处尚值得斟酌的文句(如第17页即有一处)。但译事的艰辛鄙人自己也是领教过的，能做到“瑕不掩玉”就已经万幸了，又怎能苛求徐先生这样的前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