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中南海与太平洋——南海的边疆政治与国家理性的法政哲学背景
发布日期:2012-07-16 来源:爱思想网站  作者:许章润

南海涛急,舆情鼎沸,民间更是喊打喊杀之声一片。和战两难,进退维艰,专业人士自有判断。在下身役法学,此刻只想就其逸出效应,自外围作法政哲学的背景梳理,而为边疆政治和国家理性这一当下难题提供纯粹理论而非策论之思。毕竟,此事牵连南海、中南海和太平之洋,三水相连,一处比一处水深,哪里是随便说说的。

一、“四喜四忧”:需要降温

此次国内舆情开放,或者,有限度开放讨论南海问题,甚不寻常。央视第一频道晚间黄金时段设坛连线,八方名嘴,唾沫横飞,念经赌咒,以常识应对问题,聚拢了一般百姓的心,让万万人看花了眼。而据在下体认,恰恰是此等官方姿态和民间舆温,反倒让人感觉事到如今,别再煽风,适当降温吧。

因为,其间缠夹着“四喜四忧”也。

第一,喜的是当下中国,虽非铁桶,却为舆情严紧管控之邦,而南海风涛事关边疆政治、国家利益及其政治正确之大是大非,牵连于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居然容忍公开讨论,甚至主动采取公共讨论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诉诸公共理性,可堪讶异者也。诸位,以中国之大,转型关口,问题成堆,“压力山大”,单挑此事说事,这本身就非寻常之事,耐人寻味之际不免让人浮想联翩。什么时候“中央”电视媒介就国人揪心的政体改革讨论过?从来没有过嘛!至于宗教和族群政治,民间反抗与知识界的异议,同样迫在眉睫,同样事关邦国大端,也未曾如此阵仗地诉诸传媒嘛!虽则如此,此时此刻,居然单就也仅就南海问题公开讨论,见仁见智,敞一个小口子,不管怎么说,总是好现象呀!

但是,这同时也恰恰是令人忧虑之处。因为经此讨论,媒体火上浇油,民族主义发酵。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词,而为一切成熟国族之必要立国理念,但门槛较低,似乎人人皆能插嘴,这便鱼龙混杂了。草根不明所以,逞匹夫之勇,终不能应大局,史有明鉴。况乎以当今之世态,神州虎狼环伺,民族主义时刻蓄势,却不能嚣张,本不是什么高深大道理。否则,压力之下,情急之际,双方均无转圜余地,整个政治层和知识界政治盲动,则局势失控,台上台下皆非,上台下台都难。那时节,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外人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第二,喜的是此次讨论表明,政学两界,一般民众,对于国家利益边界的自觉前所未有。比诸“火红的岁月”动辄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将这个岛送给此君做礼物,让那个岛予彼公为飞地,徜徉于虚矫的世界主义乌托邦,而了无国家利益自觉,这股“南海潮”引发的公开讨论,说明邦国政治成熟多所提升。因而,对于国家利益的自觉,就是文化自觉,也就是政治自觉,而有助于政治成熟,表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族心智成长,至此算是有点眉目了。凡此自觉,为成熟的政治社会和文明国族所不可或缺,也是“先成熟起来”的国族所昭示于天下者也。一日无此自觉,一日难言国族的政治成熟,终究是懵懂而脆弱的,经不住折腾。而折腾,始终是国家间政治的恒常主线。君不见,这大千国际,一种国家自助体的错综体系,哪天不在折腾!人性乖谬,人世沧桑,人生有常而无常,有以然哉,期以然哉,不得不然哉!

但是,喜忧联袂。这不,正是在此,鉴于刻下政体,虽说“党指挥枪”,但军方坐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一旦军方在此掌握话语主动权,利用舆情逼迫当局有所动作的话,就大局而言,未始为福也。少说,也是军费之大幅提升也。实际上,最近几年,多多少少,中国已经于不知不觉间被拖到军备竞赛的轨道上了。历经一百多年七代人奋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经济改革红利,究竟如何分配,我想,军队不甘置之度外。国家成长到这一步,利益边界拓展了,客观上也需要具备相应的军力,以护持这来之不易的果实。除此之外,尤有甚者,此番官媒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实予人产生有意将公共视线自“中南海”移至“南中国海”之感,就更是忧之所在了。虽则本心并非如此,而效果如此,恐怕怨不得别人如此揣度也。

第三,喜的是南海潮涌凸显大国成长,已经到了让远乡近邻们不得不正视的地步了。的确,中国现在是大国了,不是区域性大国,而是全球性大国。这个人均GDP全球排名在一百开外的国家,经磨历劫,踉踉跄跄,终究是成长起来了。无论全球话题抑或地缘政治,没有中国的参与,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权势与责任齐至,集体尊严与尊严政治意识随之水涨船高。体量大,一动一静,容易招风。周边小国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实乃情理之中。此为事端,亦为缘分,而恰恰是用力所在也。

忧的是和战两端继续龃龉,长此以往,恐会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实际上,官民之间,军政之间,知识界和民众之间,乃至于左和右之间,“普世”与“地方”之间,此脉线索仿佛滋长,已有端倪。“社论”连连,总是无风不起浪。台岛政治弊在族群分裂,大陆若因此事造成政治分裂,则得不偿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国内舆情告急,国际逼迫太甚,可能迫使中国提前摊牌,而情形似乎是有人盼着中国提前摊牌呢!——毕竟,摊牌是早晚的事,但在还不到摊牌的时候就让你摊牌,这便为难了。

第四,喜的是南海问题年来日显,中菲黄岩岛之争直接面对面历时将近半年,不管是媒体、策论家们,还是知识界,其发声,其思考,表明中国的智识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场。实际上,晚近十年里,网络空间的诞生催生了一种新型议政方式,而这也是汉语思想的锤炼方式,更是提炼中国的国家理性的绝好良机。不管是专司国际政治的专家,还是一般外援的知识阶层,其所展现的智识力量,集思广益,影响着官民两界。这便是大众政治时代的舆情,也是一种平庸时代的政治情貌,优劣一体,喜忧俱在。尤其是一般民众,嚷嚷,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跟着智识界、传媒和思想界的调子走,只是他们未必意识到自家所受的影响罢了。

忧的是知识界也好,传媒也罢,虽说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语思想的智识力量,但却存在着学理准备严重不足,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问题。——例如,须知,国际法通常只是妥协政治的产物,至多,一种情境性的国际道义,万不可完全等同于人类普世公义。而且,公义与否,还要看是否切合邦国利益。十一段线还是九段线都讲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来”如何如何,何以应对?以义愤应战政治,恰恰是大忌。国家间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马基雅维理早已有言在先,洋人就是照此导师训诫行事的。由此,对于海洋法与国际政治的精深研究,对于区域政治和地缘关系的专家级人才的培养,争得话语权,汉语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拒斥,坚持美国大兵任何情况下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管辖等等,无不基于一己私利,而骨子里则以国家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这一国家理性原理相撑持,哪怕由此撕破脸皮。——当然,手上有牌,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脸皮。

二、“国际维稳”:政府危机与政权危机

手上牌不多,要顿时拉下脸来摊牌,就比较困难了。菲律宾小样儿,不懂这个道理,急了,不奇怪。相较而言,总体来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接近于做得最好”,但也不过是以“拖”字诀应对,就在于希望藉由“大国的成长”,慢慢地、自然而然地获得主动权。据专业人士言,不说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那儿一搁,谁还能怎么着。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样不是一天就炼成的。因而,刻下中国在展现政治意志上有所作为,已经给予世界为了捍卫核心利益绝然不惜一战的印象,但却又似乎不具绝然坚卓之政治决断力与军事决心,动机和结果皆在于此,甘苦杂陈。

说到底,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两相互动的视野下,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转型时段的“政府危机”与“政权危机”的问题。中国今天之所以奉行“国际维稳”(仿效国内政治中的“维稳”表述),因而,南海热应该降温,就在于百多年的中国转型到了关键时刻。换言之,“中国问题”所包含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和重缔意义秩序等四大指标,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兑现,尤以政体转型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照目前势头来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于一代人时间内,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不能随意打断这一进程。正是在此,一日转型未完,虽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却难言政权的正当性,则风雨飘摇之忧戚,如同日头下必有阴影,总在心底盘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这一现代政体转型的国家,无论欧美诸国,还是此刻正处发展进程中的其他亚非民主国家,其政权的正当性高枕无忧,怕的只是政府危机。存在政府危机,却无政权危机,使得此类政体伸缩空间较大,转圜余地相对较多。因为,从整个邦国立言,大不了换一个政府接着干就是了。不管怎么换,政权在那儿立着,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则只能维稳,无论在国内抑或国际。

说白了,今天中国不仅存在政府危机,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尚未完成政体的现代转型,尚未建立起标领正当性的优良政体,因而,政权时刻处在深刻的危机和危机恐惧当中。所谓优良政体,不外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普世模式适当予以中国化处理后的形态。中国现在犯难的是此,而非彼也。这是百年老帐,不是一夕浅疾,有待接续努力渐恪其功。刻下之所以奉行“国际维稳”,但也不敢放手实施,就在于搞不好不仅政府危机凸显,更要命的是政权危机降临。而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为何三水相连,一处比一处水深的原因所在。今日剖析南海的边疆政治,不能无视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原是声气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矣!

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的确,世界正在考验成长中的中国的政治意志,到了一个关口。这里,把背景再往深里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国家理性的成长历史,有助于我们审视别人家的考验,摆正自己如何作为“正常国家”的位置。

在本文语境下,晚近一个半世纪,略分三段。自鸦片战争到1945年,一百来年,是朝贡体系解体,中国作为弱势后发国族奋求生存的阶段。“救国建国”蔚为时代主题,救国必引致建国,建国需要建政,“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于是登场。有人说,“救国”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小日本侵占了半个中国,难道是要将黄种人从白种人的铁骑下解放出来?自由主义教条滑落至此,夫复何言。话题收回来,在此时段,中国是所谓世界体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时逐步了解、适应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世界体系。二次大战后中国蔚为“世界五强”,为此象征,也仅仅是象征。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类”,就意味着并未屈服,也并不完全认同这一体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凭实力说话,没办法而已。

1945年到2008年,算是又一个时段。其间,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时段大约止于1980年代初期,角色类似于此前,后一时段逐步转化为既有世界体系的接受者与适应者,进而,以列宁主义政体搭上国际资本顺风车的二合一形态,成为现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不过,搭便车搭到现在,做大做强,别人似乎警觉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约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当然,也无可奈何,双方都无可奈何。

2008”以后,是第三时段。随着某种“中国之世界”时代的来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体系的塑造者角色进入大国博弈,话语权日益凸显,隐伏的矛盾渐多。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就是适例。说是塑造者,不如说是“共同塑造者”。当今之世,早无一家独断独行的可能性了,就连老美也不例外。

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国似乎多少有点像是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的样子。那时候,美国崛起,欧洲列强似乎不太乐意接纳,可也无法不承认,还在考验这个新兴邦国的政治意志。最后,没办法,年轻的老美一仗打下来,将现在的南加州、弗罗里达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并,悉数揽入怀抱,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甚至头号强国的地位。不妨说,美国的头号强国位置早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后已然奠定,“二战”结束不过为此举行了正式的加冕礼罢了。当年的西班牙早已沦落,年轻的美国拿它开刀,最终完成了大陆扩张,既展现了政治意志,又不会有太大风险,运气好,它抓住了运气。中国现在或许身处“美西战争”前夕,倘若哪一天没辙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类似于此,数十年后人们写回忆录说这一仗打得好;假若战败,哪怕是平手,其于中国成长的负面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此事说易行难,手上有权,需要决断的主儿,此刻肯定比我们为难。

朋友,瞻前顾后,五百年泱泱,“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到了嘛!

四、邦国生存的国家理性

此一最近时段,就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趋于完成期,同时,是国家理性的成长和成熟期,也是恢复自己的世界性大国的历史时刻。因此,边疆政治的背后,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严政治的逻辑,更是世界体系中权势转移的逻辑。十六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以“权力政治”与“权势国家”为现代国家接生,国家理性流转四方,为此张本。不想世事辗转,此情此景,于当今世界再度原形毕露。——“二战”后世界暂时摆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轮摆平的进程之中,好一个春秋战国。在此情形下,处理边疆政治,重塑世界体系,不能忘却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逻辑,所当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谓的“国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点是,当年霍布斯们老辣,将即将现形人世的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政治生命体”,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为主题,将“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当性”当座右铭,由此区隔“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两界。国家政治讲正义、讲道德、讲普世价值,奉守公民理性;国际政治讲利益,讲现实,难讲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卫原则和政治现实主义,甚至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这就是“城邦之外无政治”的希腊政治智慧,其之一脉绵延,而有所谓“政治止于水边”的戒条。以“政治是众人之事”为凭,是不明此间区际的懵懂。倘若非要将此推展至国家间政治,则可期待而无把握,是懵懂的平方。看官,国际政治从来都是霸权之争,权势的较量,无政府的预设下,以邦国利益边界的最大化为鹄的。所以,诚实的自由主义者面对国家间政治,或者,国际政治,从来同样都是清醒而诚实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否则,自由主义了无理论张力,难担治平大业,便一无是处了,也太小瞧它了。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义从来都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隐蔽命题嘛!那么,何时图穷匕见,不再隐蔽呢?就是邦国利益受损之际。想一想当年大英帝国议院上下矢口开战,决议“惩罚”满清,便知道此种懵懂是多么可笑而可怜了。

此种老到成熟,还表现为它的“虚伪”。《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即曾坦承,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因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诉诸理想主义术语。可是,一旦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体己话,“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秉持的是现实主义行事方式了。不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蛮,却口口声声真理在手、道义在肩,将对手抹黑为邪恶、野蛮之徒,动不动要将他们“炸回旧石器时代”,可事实上,为了达成目的,他们自己同样无所不用其极。颠覆、暗杀和战争,能用什么用什么。这也就是为何深谙此道中人不免喟叹,“道义”啊“道义”,其实在国际政治中难能发挥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义”之思,才是常态,重复的也不过就是马基雅维理们、霍布斯们早已言之谆谆者也。

这样说并非意指老美如此,别人应当同样如此,更非是说只有老美如此,别的人皆家风清白。毋宁,只是想说,在国际政治的“霍布斯体系”、“格劳休斯体系”和“康德体系”之间,存在着万水千山,道不同不相为谋呢!将康德愿景误以为当下现实,不待人笑,当先自笑;以“道义”为国际政治开药方,未得人悲,恐已自悲矣!

五、实力政治与文明国家

上面说到近世地中海文明和国家理性,牵扯到近代政治和世界范围内的权势转移问题,有必要多交待两句。依据历时性叙事,就世界各主要民族国家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史经历了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到“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再到“文明国家-文化政治”等三大演进阶段,讲述了一部有关“富强、民主与文明”的章回故事。

其中,马基雅维理-博塔罗时代以降直至黎塞留专权、俾斯麦铁腕统一德国、俄国的强力扩张,所谓“地中海文明”时段,民族国家由雏形初现而逐渐完型,其总体追求的是所谓“权势国家-权力政治”。英、德、俄的建国历程,均将“实力政治”的国家理性故事演绎到登峰造极。其间,大约自博丹倡议开始,为美、法革命所率先实践,“宪政国家-宪法政治”作为一种被逐渐把握着的人类理念,进而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慢慢浮现,并终于在两百年间获得了自己的肉身,成为一种“理想国家类型”。由此,国家不仅意味着“权势国家-权力政治”,而且是权势国家与宪政国家的合一,以宪法政治与权力政治分别因应“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此后,“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观念渐显,国家理性命题由此拓展了自己的视域,不仅意指国家本身应当成为涵育文明成长的最佳基本单元,而且,必须是一种文明共同体,并由此成为一种国民空间和全体公民的共同政治家园。同时,它意味着国家必须着力于人类知识、文化和思想的建设,而伟大的国族无一不是挈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发掘普世价值的引擎,从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导性与文化领导力。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与文化,致诚天下,始为伟大国族。由此,国家理性提供的是从“为何要有国家”,到“如何才有国家”,而终归于“国家应当为何”的连续、绵密的致思进程。

当今之世,地中海文明肇始的“权势国家”与“实力政治”依然健在,并没退出历史舞台,甚至于叫嚣于东西,隳突乎南北。——国际舞台从来凭实力说话,近代中国于此保有深重历史创伤记忆。与此同时,“宪法政治”与“宪政国家”命题蔚为普世价值,中国缺这一课,正在补,有望补上,实际上,台岛已然补上了。进而,以“文化政治”与“文明国家”标榜公民共和主义,而以公义为鹄的,渐成正派社会与良善人生。对中国来讲,此为愿景与目标,有点眉目,慢慢终究要完型的。

在此需要关注的不是它们的线性发展,而是其间的纠结。例如,共同体意象恰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相对立,标榜的是公民共和主义,而以公义为鹄的。但是,与此同时,此种共同体格局却又为“权势国家-权力政治”所当追求,并靠它去实现,否则,至少就“国家间政治”而言,“权势”何来?靠什么来维续?另一方面,借用流行词,“文明国家-文化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共同体局面属于所谓“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权势国家-权力政治”恰恰不得不依恃于它,在当今世界,恐怕更是须臾不可离开它。其他种种,所在多有,概可类推。

据此历史背景和理论线索,再来看“国际政治”,事情就清晰多了。即以《国际海洋法公约》为例,源于所谓的77国集团的主张,其实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拟定的,其他国家逐步加入,似乎成了普世公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其间涉及的一个法理问题是,既为条约,大家可以自行决定参加与否,也可以修订。能否如愿修订,就看有没有朋友吆喝支持,同时,有没有实力动用修法提请权了。置此情形下下,法律话语权的背后是政治话语权和文化解释权,关联道义与实力双方。

没有朋友不行,假朋友不管用,酒肉朋友可能坏事。中国搞“上合组织”,费力不少,基本属于鸡肋。可明知是鸡肋,还得要搞。否则,吃什么。这便再一次说明,朋友之道,关联道义与实力两面,缺一不可。此为国家理性,虽不过是它的区区末端而已。

六、小结

总之,南海是表象,是枝节,是肘腋;中美互动才是本质,是主干,是心腹。中美互动良好,各有所需,彼此依赖加深,则小国可乘之隙少,觊觎之心也会有所收敛。而为了平衡中美互动,则需做足中俄、中欧、中印、中日和中非、中伊(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功课,手上才有牌出。声东而击西,围魏方可救赵。若要其承认中国的亚洲强权地位和世界战略地位,手上无牌,仅只维稳了事,终究不济事。因而,此时此刻,若将眼光既非聚焦于中南海,也不放在太平洋,却全力凝视南中国海,恐怕声东却未能击西,因小而失大矣!这一切不是别的,就是所谓国家理性,而面对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政治这座大厦,国家理性而非天真的“政治乃众人之事”,才是开门的钥匙。“芝麻!芝麻!”一喊就应。如同在国家政治层面,奉守“政治乃众人之事”,以公民的福祉为天条,乃不二法门,不能有丝毫含糊。

近世中国百年,变法自新,救亡图强,三句话最足以表征时代精神。一是中西交汇之初、古今之变最烈之际,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转型肇始,民国初立之际,孙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权,民生”纲领。三是晚近邓公提纲挈领之“发展是硬道理”。上下五百年,今日面对这南海、中南海和太平洋,三片肆虐之汪洋,在下体认,还是这三句话最到位,最管用,似乎也最关情。至于是不是、能不能“和平崛起”,或者,什么“科学发展”,不是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

而千言万语一句话,朋友,说到底,发展是硬道理。打还是不打,就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个硬道理,包括优良政体这个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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