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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代提早自立
我是新安江移民的后代。1959年,父母为了支援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用一挑箩筐挑着3个姐姐,就这样把家从美丽富饶的淳安移到了桐庐。4年之后,我在桐庐出生。虽然我生在桐庐长在桐庐,但是父母姐姐们对于当年背井离乡苦难历程的讲述,对于淹没在千岛湖几十米深的湖水之下世代家园的眷恋,使我对“移民”一词的内涵从小就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热爱生我养我的桐庐,然而千岛湖水下那片我从未见过体验过的父辈的故土,就成了我此生无穷无尽的牵挂。明明是陌生的却又好像亲到了骨子里,身在此地而心不在焉,灵与肉始终分离,这样的人生状态我一直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描绘。感谢新新人类中的飙车一族,我终于从他们的冒险举动中找到了一个贴切的词汇——漂移,他们只是一时兴起而玩漂移,而我,因为是移民的后代,我的人生将注定是漂移的一生!
因为我家移到桐庐时人民公社化已经结束,相比于那些已经入社的老社员而言,我家无疑就是新社员,而且是当地唯一的一家新社员。移民、新社员的身份,对于传统的乡土中国而言,几乎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以及低人一等。好在父亲读过初小,而且在解放时就入了党,凭借这点微薄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加上父亲的勤劳善良为人正直,他很快就赢得了老社员们的认同和尊敬,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当然,父辈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并没有让经受移民拖累而失去上学机会的姐姐们重返学校,更不能给我和弟弟带来什么特权,只是增添了努力学习的压力和动力。戏文里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穷人的孩子早自立。而所谓自立,无非就是自己把握好自己的命运。我的小学、中学时代虽然成绩一直第一,但是读书一直不是我的乐趣,因为那时一来无书可读,二来读书的意义也几乎没有。我曾经试探性地问过父亲,高中毕业后能否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实在不行了能否当个民办教师?父亲断然否定的回答一度让我迷茫,但邓小平复出后马上恢复的高考,使我的人生豁然开朗。高一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参加了高考,虽然上线但理科的成绩实在不佳,只好弃学。高二上了半个学期后,我毅然决定改考文科。这个举动在当时确实很冒险,但终归成功了,而且我还当了一回“状元”:当时的信息没有现今的发达,我不知道我的高考成绩在全省排第几,但至少在县里肯定是文科第一名了!
阴差阳错学习法律
1979年高考时,我最向往的是新闻中文之类的专业,立志当一个能够“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文学青年,所以在第一专业栏里报考的都是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之类的。然而事与愿违,因为语文考得不理想,而政治课的成绩异军突起,所以就被录取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除了法律课程以外,我将很多精力放在了文学哲学和历史等科目上。因为当时年纪轻,记忆力好,所以专业成绩一直很不错。1983年大学毕业,因为不知该干什么,所以决定报考研究生。当时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代招4位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国际法与刑法各两名。这个项目对于我的吸引力极大。权衡之后,我觉得考国际法专业的胜算不大,而考刑法专业有一定把握,所以就考了,不想居然就考中了,从此成为高铭暄、王作富老师门下的研究生。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和法语强化培训,我于1984年7月1日到法国,先在波尔多进行适应性语言学习,9月到地中海海滨名城蒙彼利埃,就读于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法学院之一——蒙彼利埃大学法学院。就是在这里,我发现了刑事法学特别是刑事政策的巨大魅力,学习的自觉性迅速提高。继1985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又经过三年的苦读,于1988年3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提前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选择浙大
法国四年求学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我自主的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以及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决心和能力。
1988年回国以后,我并没有马上回到母校人民大学,也没有回归国内刑法学的主流,而是先到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近似冒险的创业。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声名鹊起,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抗战结束,国家重建,竺可桢校长决定成立法学院,并盛邀国内外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周子亚、黄炳坤、严仁赓出任院长、教授,虽办学时间不长,但也培养出了如高铭暄、吴祖谋等一批著名的法学家。可惜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使浙大法学院四分五裂,也使浙江大学演变为纯粹的工科大学。著名科学家路甬祥接任浙大校长以后,为了实现浙江大学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从国内外引进了大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使浙江大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并进的态势。重建法学就是当时浙江大学领导班子的设想之一,我即是受了路甬祥校长的感召投奔浙大的,并在他(后来是潘云鹤校长)的领导下为浙江大学法学学科的重建做了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