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法制文明的古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司法公正的价值和影响，不仅有所阐述，而且进行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人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综括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其一，司法不公正将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兴衰。孔夫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主要指司法不公正，达不到“中”(不偏之意)，将会使百姓手足无措，其社会乱象可想而知。宋人真德秀在《西山文集》中以“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等列为“十害”的重要内容。韩非子还论证了执法的状态对国家安危的关系，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其二，公正司法要求执政者与司法者去私，即消除一己之私的私利，否则，不仅损害法律的权威，还会招来更大的祸患。管子说：“私情行而公法毁。”商鞅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慎到的论述更为全面，他说：“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今立法者行私，是私与法争，其害甚于无法。”

　　其三，强调司法官的法律责任，以确保其公正执法。早在云梦秦简中，便规定了司法官执法不公的“失刑”、“纵囚”、“不直”等罪名加以惩治。此后，法律规定了出入人罪，凡故入人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若出罪，减入罪处刑。失出入人罪(即过失出入人罪)，减故出入人罪处刑。为了避免出入人罪的发生，除以刑法警戒司法官外，还从正面规定断罪须如法。晋以后，强调司法官引法断罪，否则处刑。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汉初，张释之是著名的司法官，以公正执法著称，他警戒自己说：“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则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正因为如此，他曾经依法折服了汉文帝。

　　其四，法的生命力在于信。法家强调，信赏必罚。无论赏与罚，皆以信为最高原则。《六韬·赏罚》：“凡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见闻，则所不见闻者莫不阴化矣。”唐太宗时，拟处一假冒资历的官吏以死刑，司法官戴胄判处流刑，唐太宗不悦，戴胄针对唐太宗不依法办事，强调“法者，国家布大信于天下”，皇帝也不能任意曲法，法既然是国家的大信，不能公正司法，结果必将失信于天下，最终使唐太宗折服。

　　其五，御史的司法监察是保持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御史监察制度，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晚清，御史监察的内容除行政监察外，重要的是司法监察。中央监察官有权参加最高审级，以就便监察。特别是御史出巡，更以司法监察为主要任务，大案奏裁、小案立断，纠正了冤假错案。唐太宗时，侍御史唐临奉命到岭外进行司法监察，查明交州刺史李道彦造成三千余人的冤案，皆给予平反。明清时期，御史奉旨出巡，进行司法监察，名为录囚，“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卷案，有故出入者理辩之。”可见，司法监察对于消除司法弊端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系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