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他们的意愿，这场运动将不会发生。

——题记

知青生活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它折射了那个扭曲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

1974年至1976年，我下乡插队于四川某县农村。就时间段而言，我的知青生活已经不是最典型的知青生活形态，这是因为我下乡的时候，知青们已经能看到一线曙光——表现好、出身好的知青可以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当工人。知青已经不再傻傻地认为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多数人既没有想被改造，也没有想改造社会，只是一种必需的经历。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考虑中，知识青年只有在接受广大农民的改造之后，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从改造人这一角度讲，不得不说，这是一项极有想象力的社会工程。因为是对人的改造和试验，也就必然难免社会闹剧、悲剧的发生。

有意思的是，当时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至少在我们插队的地方，几乎都是中学生——高中生和初中生，其实还算不上什么知识青年，称为知识青年也就是相对于没有上过中学，甚至小学的农民而言。那时，读过中学的农民也是凤毛麟角，如果回到农村便是“回乡知青”。因此，令人迷惑的是，上山下乡究竟是改造知识青年，还是改造城市青年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试图通过生活场景、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的运动式改变来实现人的改造。

我属于插队知青，与集体插队的知青不同，也更有别于成建制的兵团式生活的知青。最大的特点是作为单个个体被生生地嵌入了陌生的农村生活之中，虽然更容易融入农民的生活，但同时也有更大的孤独感和隔离感。作为知青插队之前，我也曾有过在北方农村老家生活的经历，也要劳作挣工分，但相比独立生存的知青生活，其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知青生活是否能够改造我们的思想、世界观、精神世界，我不知道。但知青生活的确对我有着一种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于真正知道了农民底层生活的艰辛、贫乏与无奈。由于不是从小经受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没有“童子功”，绝大部分知青都无法忍受与农民同等程度的劳动。农民在政治上虽然已经翻身获得解放，但依然如牛似马地劳作，却只能维持活着的临界状态。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作可计十个工分，我们生产队还算不错的，大约相当于三毛钱。能抽八分钱一包的“工农牌”香烟就已极尽奢华了。

与农民相比，知青的物质生活还是优越一些。劳动不及全劳力，却也能享有最高工分——十分。艰苦的劳动是一回事，孤寂的精神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晨曦而出，落日而归。在种植或收割的日子里，回到家，几乎没有力气做饭，脸脚不洗就倒在了床上。饿醒时分，看着冷清的锅台，空空的水缸，不禁潸然泪下。

我插队下乡时，有的知青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四五年了，长的已有七八年，有的人从外貌和行为举止上已经很难与农民区分开来了。有的人因为出身不好，几乎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极端地只能通过自残获得回城的机会。处于改造期间的知青在情感生活上是很尴尬的，知青之间不能谈恋爱，与农村妹子也不大可能(有个别例外)，那意味着终身为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只是口号而已。

知青们最期盼的就是为宣传队的演出排练节目，排练节目不仅使各队分散的知青们能够相聚，最重要的是免了劳动，还记工分。知青并非总是被改造的对象，也会对农民的生活带来影响，会很自然地将城市的一些生活理念和习惯带到农村。最大的影响就是革命文艺宣传，当时，由于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农民们能看到文艺演出(尽管谈不上专业)也是一种精神大餐。同时，也为农村青年制造了晚间聚会的机会。为了占领“文化阵地”，我还成了一名业余的故事员，在乡村讲故事，当然，公开讲都是革命故事，私底下却讲一些反特故事。最有名的当属“一双绣花鞋”，这其实是一个惊悚故事，最适合夜深人静之时。知青有时也会作为教师在夜校上课，为乡村教师代课，代课教师在农村已属于“高级白领”了。

知青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可“大有作为”的说教，由于被强制融入农村，因而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心理，打架、杀狗、偷菜等恶作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我住的小屋就被“前任”知青故意建在了坟地边上，晚上飘动的磷火如同幽灵，夏天经常与蛇共舞。还好，有一条大黄狗“赛虎”伴在身边，收工时会又蹦又跳地欢迎我。我最希望听到的是干爹的吆喝:“吃豆花咯!”

我是幸运的，在农村的艰苦岁月并没有持续多久，两年多以后，随着我父亲的平反，也因为是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我被调到了公社，成了一名准公社干部，在当时算是最风光的知青了。坐在没有挂斗的拖拉机上，感觉比现在当教授更为神气。人的确是生活在相对之中。不久，我就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农村。

对于我的知青生活，我的感受不是所谓青春无悔，而是一场人生的误会。几年前，我又回到了曾经插队的农村，物是人非，已很难见到青壮年男子和年轻的女孩，他们都已进军城市，在城市喧嚣中孤独地打拼，与我们当年的情境形成了完全的反动。我在农村的干爹早已故去，我居住过的知青小屋只剩下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