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忘》是冯象近几年关于研究法学与宗教的文章集结，涉及法治与伦理的诸多探讨颇令人深思。在书中，冯象重点从司法实践着手，指出法治“不仅是政法业务日常操作的需要，还能赋予司法和社会冲突一种仪式上的正当性”，而在“仪式”或者“程序”背后，“一笔笔见不得人的交易，才是真正享受保护、百般补贴照顾的那个理性博弈者的世界”。换言之，“法治”作为政治工具，无意也无法从根本上揭露社会矛盾、正义缺失与腐败的根源，而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规范精致而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斗争策略”。冯象如是评骘已有数百年法治实践经验的西方，正是他对法治建设先天不足的“后发”国家的深深忧虑。

　　那么问题便很清楚，仅仅“依法”无以实现社会正义。法治要获得成功，或者说，要获得人们的信仰和尊重，就必须有值得信仰和尊重的东西，那就是“支撑着法律的政治、道德、伦理等一些基本价值”。冯象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尽管取得累累硕果，但最大问题恰恰是伦理价值的失落。比如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商业欺诈、食品安全、学术腐败、豆腐渣工程，以及跨省追捕、钓鱼执法等公权力膨胀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等等，皆是伦理缺失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政治层面的恶性反映。其后果便是造成人们对法治信心一定程度的动摇，以至但凡碰到一点真正复杂的现实问题，无论老百姓还是企业家等“成功人士”，皆欲绕开法律另觅他途以解决之，法治在今日中国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

　　冯象据此提出伦理价值尤其是职业伦理重建的必要性。所谓职业伦理，就是业者对他从事的工作和服务的对象所承担的责任，“这责任具体落实在每日的工作当中，维系着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道德尊严”。职业伦理向来要比法律严格，其中，尤以公权力以及与公权力相关的职业伦理为要。因为，无论公务员或者司法工作人员，其伦理道德不是一个违法不违法的问题，亦远非所谓的“个人行为”，而是法条规范和程序之上，“整个法治的权威与效能具体的日常的展现”。

　　冯象既已提醒我们职业伦理高于法条规范，那么职业伦理的树立必得高于法治范畴。这一提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前已述及，“法治”只关乎程序正义而无涉实质公平，撇去以“个人行为”为由自辩，还有更多腐败行为得以在法治框架内制度化、合法化。以目前抄袭成风的学术腐败为例，诉讼中抄袭者胜诉而原作者败诉的情况屡见不鲜，其实质便是置职业道德和学术独立于不顾，把腐败说成是民事纠纷，再知识产权化，通过诉讼程序将之完全正当化。而各种侵吞国有资产、污染环境、强征强拆、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也藉合同、物权等法律之名堂皇出笼。这类事件充分暴露仅仅“依法”无以树立伦理价值和惩治腐败，问题甚至不在腐败，而是腐败的制度化、“权利化”。

　　冯象评价西方民主之能建立、成长、纠正自身的弊端，树立伦理价值，“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形形色色的腐败”，依靠的不仅仅是法治，而是广大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冯象鉴于“基层民主创新的紧迫性，以及将来必然会扩大的趋势”，推定中国法治在未来当有突破的契机。但他又说“唯有腐蚀了老百姓，诱惑他们接受腐败的理由，腐败才可能做成合法权利”，于是笔者私下忖度，国内“潜规则”盛行而渐入人心，那么，据以“突破”、触底反弹的“底”究竟在哪里?我想，这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