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号下午2点30分，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在西政作了题为“刑法学研究中的若干关系”的精彩讲座。张明楷教授从强势理论与弱势理论、学说之争与学术共识、学术批判与自我反省、价值判断与逻辑结论、直觉与理由、形式与实质等六个方面的关系展开了思想浑厚、风趣幽默的论述，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张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视弱势理论，知识需要争论，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结论究竟是价值判断还是逻辑结论，直觉对刑法判断很重要，学习法律不能仅仅看到法律的定位而是要看到法律的实质。学生们积极地就如今是否有真正的学派之争、四要件的缺陷、死刑的正当性、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的区别等问题向张明楷教授请教。通过这场讲座，学生们在刑法理论、如何学习刑法、如何做学术等方面有了许多有益的收获。
刑法学研究中的若干关系——张明楷教授讲座录音稿
梅传强：非常荣幸的请到我国当代著名的刑法学家、刑法大师，也是我们教育部长江学者，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也是全国首届杰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张明楷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讲座。对于张老师，我想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熟悉，即使没有见过张老师本人，但是我们经常在书上、杂志上见到张老师的学术思想，从这个角度讲，张老师不仅是刑法的名家、大师，更是名师，所以，我们喜欢叫张老师。由于人比较多，在场张老师的粉丝也特别多，在讲座过程中及讲座结束后，请大家自觉的维护好秩序，注意安全。今天参加讲座的，除了我们刑法教研室的所有教授、所有老师、我们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部分的来自实践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那么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师来我校做讲座。为了秩序，我们选张老师的粉丝代表给张老师献花。下面有请张老师讲座。
张明楷：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虽然平时我很不情愿到大学做讲座，但是今天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来到这个讲台上和大家做一个交流，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愿意到大学去做讲座，因为我的一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属于剑走偏锋，或者故意标新立异，跟很多大学老师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一到大学讲，就和一些大学的老师给同学们讲的观点很不一样，于是就很严重的扰乱教学科研程序，甚至导致教学科研无法进行，几乎都会符合刑法200条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我的一个博士生，已经毕业了，他跟我也说，跟很多同学也说，他的原话是，“我所有的文章只有批判了张老师才可以发表，如果那篇文章没有批判张老师，寄到哪个杂志社哪个杂志社都不发表。”上海有一个大学的学生在国外交换的时候遇到了清华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刚好是我指导的，他就问我的学生导师是谁，我的学生说是张明楷，他说，“噢，我们上了一年的刑法课，我们的导师从头到尾批判张明楷就批判了一整年，结果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记住，就记住了一个张明楷。”这就是我不太愿意到很多学校做讲座的原因，我的确在司法机关做讲座做得稍微多一点，但是一个地方的法院、检察院让我去做讲座的时候，我几乎从来不跟当地的大学的老师坐一室，我不是不想见这些大学老师的朋友们，我是担心扰乱他们的教学秩序。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尤其是这么多老师和同学跟我在一起，梅老师跟我讲的是要我给研究生做一个讲座，所以呢，我是从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等等角度，准备了一个题目——刑法研究中的若干关系。我接下来，就开始讲几个关系。
第一，强势理论与弱势理论。
有的理论很强势，比如说谁都那么说，或者说它是通说;有的理论它很弱势，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难得找到这种理论，或者你找到了，你会发现没有多少人赞成。我在这一点里面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研究刑法也好，研究其他法学也好，乃至研究其他的任何学科也好，一定要从弱势理论入手，要把弱势理论做强做大，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我想说明的是这个问题。我们刑法理论有很多很强势，比如说，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说一个行为构成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说社会危害性严重，说无罪的时候我们就说刑法不可以扩大打击面，刑法要有谦抑性，不愿意仔细分析构成要件，就说无罪的时候就说对方的观点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区分不了有罪无罪的时候，就来一个有利于被告，当人们介绍国外学术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国外不行，要有中国特色等等，有很多。
我们很多人习惯于认为，如果一个理论、一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没有受到批判，就认为它是很权威的，就认为它是很有价值的。很多学者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变成通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观点、一个学说不可能受到批判，我觉得没有任何用，它最多只是一个最常识性的一个表述，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例子，什么叫着手，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这句话有用吗?没用!很多司法机关的同志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这个那个案件的着手，我就问他，什么叫着手?他说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就是着手，我说这句话有用吗，他说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它太“对”、太“正确”!于是，开始杀人是杀人罪的着手，开始放火是放火罪的着手，开始盗窃是盗窃罪的着手，它说了什么呢?它什么都没说，所以它没有用。再比如说，我们以前讲“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个刑事政策，可是你想一想它说了什么呢?该惩办的惩办，该宽大的宽大。即使我们现在讲的“宽严相济”，它又能说出什么呢?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它千真万确，可是我觉得它用处不是很大。或许有的人讲，我们现在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实际上做了很多改变，我觉得真正来说，做出改变的并不是我们口头上所说的“宽严相济”，而是在“宽严相济”的概念下，再强调刑罚的轻罚，强调要宽，可能是不敢这么说而已。我刚才讲，凡是超出基本常识的观点，总是会受到批判，而一个观点有没有价值，就是看它有没有可能受批判，能够证伪的学说才是有用的学说。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只站在强势理论一边，都只站在通说一边，学术不可能发展。大家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只有一种学说，不可能有对这种学说的批判，大家全部站在一边，可是到最后，大家发现，我们现在来看，尽管文革没有什么法学，那个时候有哲学，有其他的很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留下来的有价值吗?没有价值。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去引用文革时代的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呢?没有。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站在了一边，没有人敢讲弱势理论，没有人把弱势理论做大做强，让弱势理论去和强势理论对抗，然后再让强势理论再发展，不是这样的。我打一些比喻，比如说，我觉得学术共同体的人，就像坐在一只船上一样，如果我们都坐在船的一边，这个船百分之百要翻的，是不可能往前行的;当船的一边坐了很多人的时候，一个人发现了这样的危险，然后站到另外一边去并且带领一部分人坐到船的另一边，这个人一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如果说这个比喻不恰当，我还可以举别的比喻，当然也可能不恰当。某个领导要把上海做大做强，上海已经很大很强了，他要把上海所谓做大做强，这个贡献的不大;如果某个领导要把广东的湛江做得比广州、上海还要大还要强，这个人一定很伟大。所以，总是在维护强势理论，总是站在通说的一边，这个贡献微乎其微，甚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