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一批冤假错案被披露和平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怎样防范冤假错案？国外是否有相关机制可以借鉴？带着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了中国刑法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

　　纠错重塑公众法治信心

　　“这些冤假错案深刻暴露了既往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司法机关积极纠错，反映出我国司法环境的改善和公正司法的逐步提升。”赵秉志说。

　　在他看来，纠正冤假错案是提高司法权威、加强司法公信力的必要举措，对于重塑公众法治信心具有重要价值。是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现实体现，也是十八大之后我国法治改革的新气象、新面貌。

　　“冤假错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敢于直面并切实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和勇气，掩饰错误而逃避责任。”赵秉志说，对于冤假错案而言，虽然正义、公平曾经有过缺失，但终究得到弥补，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本应作出的一项公正判决。

　　赵秉志解释说，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必然是树立法治权威、约束公权力，加强人权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的过程。而纠正冤假错案，正是通过弥补一个个司法错误，纠正国家权力的不当行使，通过国家责任的承担和对蒙冤者的救济，彰显法治在保障人权、约束公权力，并使之重新回到法治轨道上的重要价值。

　　“如果说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对现代法治理念的背离，那么纠正冤假错案正是贯彻落实现代法治理念的现实表现。”赵秉志表示。

　　要恪守疑罪从无不动摇

　　赵秉志认为，应以制度完善为根本，努力构建全面、系统的冤假错案防范机制。

　　“冤假错案中广泛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问题，主要源于公安侦查活动中权力控制的弱化甚至消失。”赵秉志建议，通过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和确立讯问期间律师的在场权等，打破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监督薄弱的环境。

　　在起诉阶段，赵秉志提出，可以通过证据核实等进行审查性防范。大多数冤假错案属于证据存在严重问题的案件，检察机关通过严格审查案件证据材料，核实案件疑点和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可以确保提起公诉的案件已经排除了重要疑点，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条。

　　此外，检察机关应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严肃查处非法行为，确保证据的有效性。

　　审理和裁判是刑事诉讼最为关键的环节，也是避免形成冤假错案的最后屏障。赵秉志认为，任何“留有余地”的判决，都是对法定定罪标准的直接违反，也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漠视。

　　“要在审判过程中通过严格掌握定罪标准等防范冤假错案。”他说，防范冤假错案，一要确保证据链条不缺失，二要坚持定罪标准不放松，三要恪守疑罪从无不动摇。

　　无法回避的是，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往往会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压力。赵秉志认为，审判机关可以通过寻求其他方式来减轻压力，但不能以放弃疑罪从无原则为代价，不能让疑罪从无的裁判底线失守。

　　“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建构中，处于最基础、最根本位置的应当是重塑现代法治理念。”赵秉志指出，这需要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抛弃有罪推定观念，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并摒弃疑罪从轻观念，实现限制公权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目标。

　　考评应当尊重诉讼规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发达国家是否也有冤假错案？能否借鉴他们的防范举措？

　　“冤假错案是司法活动运行中的固有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再完美的司法制度，都难以完全避免出现。”赵秉志说，借鉴不同国家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有助于确立更为健全的冤假错案防范机制。

　　据介绍，日本通过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建立完善的监督、审查机制防范冤假错案；美国则出现了以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为主要任务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无辜者运动”，为可能的蒙冤者提供帮助和救济；英国高度独立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制度，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某些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合理的刑事案件考评机制的存在，是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诱因之一。”赵秉志建议建立以尊重诉讼规律为基础，长效化、客观化、规范化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刑事案件办理实现法治水准的全面提升。

　　同时，建立独立的冤假错案纠正制度，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受到其他单位和人员的不当影响；区分启动再审与再审改判的标准，建议只要行为人能够对原审判决据以认定的证据链提出合理怀疑，打破证据链条结论的唯一性，即可启动再审。

　　“DNA证据以其准确、唯一等特性被誉为证据之王。我国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高侦查科学技术尤其是DNA技术的运用。”他认为，在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等案件中，DNA技术如果能够得到有效运用，此类案件极有可能会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