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一书中提到:“书本都有各自的命运，并且有时候，作者的命运往往与他们的作品命运相同。”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另一个是英国小说家、《化身博士》的作者斯蒂文森:“老托尔斯泰在1910年离家出走，四处漂泊，最后死在车站站长的房间里，旁边就是轰鸣而过的列车，正是那呼啸而过的列车轧死了安娜·卡列尼娜。”另一位，“斯蒂文森在1894年死于萨摩亚群岛，他的死具有某种意义，它以奇妙的方式模仿了他的幻想作品中的酒的主题和变形的主题。他到地窖中去拿一瓶他最喜欢喝的勃艮第葡萄酒，在厨房里起瓶塞，然后突然大声呼喊他的妻子:我怎么了?这样奇怪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我的脸是不是变了模样?——接着就摔倒在地板上。他的脑血管破裂了，一两个小时内一切便都结束了。”纳博科夫感叹:“什么，我的脸变样了吗?斯蒂文森生活中的这最后一幕，与他那最优秀的作品中毁灭性的变形之间，有着一种多么奇妙的内在联系啊!”

在我国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一例。小说家老舍之死与其作品《四世同堂》中主角祁瑞宣父亲祁天佑的死如出一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被红卫兵揪斗，羞辱和殴打使这位作家悲愤难抑，他忍无可忍，拿起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向最起劲打他的一个女红卫兵头上砸了下去，怒吼、咆哮的红卫兵将他押向派出所，午夜时候，得到通知的老舍夫人胡　青赶到派出所，将他接回家。红卫兵喝令他第二天继续到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到家里，他的衬衣与伤口和血粘在一起，胡　青不得不用湿毛巾将衣服润湿才将衬衣取下来。第二天，老舍吩咐夫人去她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随后老舍也离开家，但没有去北京文化局接受红卫兵的继续揪斗，而是去往西直门外的太平湖，在那里投湖自尽。

老舍出门之前已经决定自杀，他把5岁的小孙女叫到身边，对小孙女说:“跟爷爷说再见!”这是人们迄今知道的老舍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沉痛的道别，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茶馆》中老王掌柜自杀前与孙女的告别。

老舍在太平湖边坐了好久，然后投湖自尽。这悲凉、沉痛的落幕，与《四世同堂》里祁天佑的悲剧几乎一模一样。

祁天佑开着一个布铺。在日本人占据北平的时候，受日本人及其中国爪牙凌辱、敲诈之外，铺子因难以上货而难以为继。一次，他一清早出去，回到铺中，看见柜台上堆着些胶皮鞋和一些残旧的日本造的玩具。原来是进货强行搭售的日本玩意儿，刚刚送来的。不久，一部大卡车停在铺子门口，车上跳下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原来送货的车又来了。一进来，一个中国人非常着急地问货在哪里，大伙计把货拿出来后，那个中国人立即夺过去极快而有力地数，数了之后确认多了十双。祁天佑承认是自己收的货，并提出:“多收了十双，是不是?照数退回好了!”不料日本人一个嘴巴打上来，并骂其“大大的奸商”。送货的多给了十双，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疏忽。他们跑了半个城，终于查出这十双鞋，必要示一示威。他们把天佑掌柜拖出去，找出准备好的一件白布坎肩，强迫他自己穿上。三个中国人押着天佑在日本人坐的车后面走，上了马路，三个人教他喊:“我是奸商!我是奸商!我多收了货物!我不按定价卖东西!我是奸商!”在三把手枪的逼迫下，天佑不得不屈辱地喊:“我是奸商!”

老舍描述此时的天佑掌柜:“天佑的眼被泪迷住。路是熟的，但是他好像完全不认识了。他只觉得路很宽，人很多，可是都像初次看见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他机械地一句一句地喊，只是喊，而不知道喊的什么。慢慢地，他头上的汗与眼中的泪联结在一起，他看不清了路，人，与一切东西。”过了多久，他不知道。他睁开眼时，已经躺在东单牌楼附近，胸前都是白沫子和血，还湿着。天佑掌柜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出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天佑掌柜投了河。

老舍投湖之前，在湖边坐了一阵，我们无从了解老舍想了些什么。不过，在他笔下的天佑掌柜之死，我们可以知道那种屈辱和绝望是极为相似的。老舍与他笔下天佑掌柜的命运如此近似，让人想到的，不是冥冥中有什么安排，而是人性的恶并不容易随时代的变迁而泯去。惨烈的人祸造成一位作家的死亡，一如他作品人物天佑掌柜的死亡。作家选择了与他作品人物同样的死法，逼死这位作家的恶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当初参与殴打这位著名作家的红卫兵，不知有谁曾用忏悔来赎罪?罪愆太深了，假使真有这种赎罪，对于一位死者来说，真的有实际意义吗?特别是——

用遗忘的温水，能否揭下粘在血泪之上的历史白衬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