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一些历史的细节
　　二十年过去了，但我觉得不能说“弹指一挥间”。时间的流逝确实很快，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始终牢记历史，记住我们走过的路，甚至记住那些很琐碎的细节，因为未来的力量，就来自于历史的细节。
　　二十年来金融法中心的发展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虽然她只是一个小小的虚体单位，却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整个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中，扮演过角色。
　　1992年，白建军老师和我一起组建北大金融法研究中心。那一年，正好是老法学楼启用，北大法律系从四院迁入新楼，金融法中心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一楼经济法教研室里间的一个小隔断里，就有5平米。白老师和我都不在这里坐班，外聘的小王同志帮我们看着这巴掌大的地方。中心开会时，老师和学生都来了，借外间大屋（经济法教研室）的沙发，大家讨论起问题来热火朝天。后来，小王要考试，不能全日制工作，我们就请学生来轮流值班。再后来，请了退休的牛老师帮忙。多年以后，牛老师因身体原因也不再坚持，又请退休的范老师来帮我们，直到今日。
　　条件简陋到了极点，但白老师和我，以及中心的其他老师、一届又一届的博士生、硕士生，都雄心勃勃。1993年我们开始招硕士生，1997年开始招博士生，从这里走出来很多极其优秀的学生——我对金融法中心的学生，要求不够严，因为我觉得北大的学生都聪明，所以我总是“点到即止”，但对我们的学生，我总是不吝惜给最好的评价，我希望为学生们创造更高的平台，老师就是梯子。
　　中心的师生还共同创办了半月刊的《金融法苑》，后来改为月刊，现在成半年刊了，不过，质量还是有保证的。那时，白老师和我还曾设想，能不能在学校周边找块地，筹集资金，盖一个金融法培训楼？可惜，我们光敢想，没能落实，还是胆子不够大，没有领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没敢出去“杀一条血路”。现在回头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创业的那些人，除了“进去的”、“没了的”，现在好多不都在财富杂志的排行榜上了吗？那个时代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时代，一个人的性格、胆略、格局，决定了能走什么样的路。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教员，所以也就把金融法中心办成了一个老老实实做研究、带学生的地方。
　　中心办起来，有了人，还得有钱。当时大家都穷，老板不多，要筹集资金也不容易。但是，内地和香港的一些企业，非常支持金融法中心发展，共捐给我们40多万元。在90年代中期，这40多万的钱就是很大一个数了，比方说，那时在北大中关园一室一厅公房的月租金才人民币3块多钱。现在，一个月租金得3000元了吧？那时候我们拿到40万，感觉自己能做很多的事了。
　　草创阶段，我们都年轻。我才三十多岁，能熬夜，还能大口干白酒，干起活来不怕累，而且比现在少抱怨，特别容易满足。如果做出了一点小成果，比如，看到自己的学生写了一篇好文章，心里便高兴好几天。90年代的多数家庭，都几口人住一间房，没有私家车，手机只属于极少数人，多数忙人就在腰里挂一个传呼机，收到信息，就四处急着找公用电话，给人家回电。那时的公用电话是优质资产，现金流也不小，只可惜那时国内投行还不发达。
　　我记得法律系有一位老教授，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就问，“小吴，你每天在系里忙，怎么这么欢实？”在老先生眼里，我大概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我在这方面有点迟钝，当时感觉不到，没日没夜，就扑在工作上了，老先生是在心疼我呢。
　　现在的生活，比那时好多了：我们有了房子、车子、手机（也换了好几代了），网络都进手机了。我想一下，除了脑袋上缺头发，什么都不缺了，可我比起二十年前，更幸福了吗？显然没有。我觉得，一个人不论年龄大小，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能找到自己乐此不疲地喜欢做的事，那才叫幸福。
　　1992年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之年，邓小平南巡了。南巡之后，国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两年多，深圳交易所开业一年多的时间，两个交易所以及无数的证券公司、银行都急需人才。那一年的八月十日，在深圳发生了“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和这个事件就有关系。此前，股市的监管工作由人民银行代劳。另有一批“海归”回国发展股市。他们在中信等大国企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半民半官的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日夜加班，也同样不知道累，证券监管的架构就这样搭了起来。那时我国证券市场还只有8只股票，上证指数才300多点。1992年中国证监会刚成立，第一届主席刘鸿儒，从人行副行长的位置上调来，60多岁，中央财政拨款还没有到，他就找学生借钱，在保利大厦租了几间屋办公，没有武警站岗，非常平民化。事业单位，其实就应该这样。
　　以上就是我回忆起来的一些历史细节。
　　
　　二、金融法课程
　　这部分我还继续回忆。回忆我们的金融法课程建设情况。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法律系（1997年后改称法学院）就开设了《金融法概论》。到我们金融法中心成立的时候，这门课已讲了五、六年了。最早开这门课的老师是李健生，他是我78级的同班同学。1989年后，老同学李健生出国了，系里让我接手，继续开这门课。1993年我出版了《金融法概论》，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自己珍惜得不得了，所以封面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选择了黑色的底子，标题烫金。看小样还可以，但印出书来一看，我就傻了：怎么看都有点像“厚黑学”一类的地摊书？当时金融法的教材还很少，这本书销路不错，没给北大出版社赔钱。
　　这二十年来，我们北大法学院的金融法课程真正实现了大发展。我们已经能够分别开设证券法、银行法、国际金融法等，讲课的老师，年轻有为，脑子特别清楚，而且也都有丰富的国际国内研究经历和很高的理论追求。此外，我们还有许多专题课，请了很多业界、学界的高人来办讲座，我就经常去学习。
　　我个人喜欢的东西很多，喜欢新知识、新技术。我们的老师芮沐先生更是这样，他到80多岁90岁，还在学习最新款的电脑，还会去中关村的电子游戏厅观摩，所以我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就叫《百岁的青春》。所以在我的设想中，我们金融法的课程体系，不能太专，要杂一点、博一点，要讲那些纯技术的东西，但又不能让北大的学生就学一点技术。在北大，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真正的综合性大学。金融法本身就是交叉学科，金融与法律要交叉，兼容并蓄，同时呢，法律还要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关联起来，与功底深厚的文史哲学科，和各种外国语学科以及庞大的理科、工科、医学相互交流。只有这样，我们北大的金融法课程才能吸引人，我们培养的人才才有特点，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北大熏陶出来的。
　　
　　三、我国金融市场
　　北大金融法中心的发展，与20 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市场是同向的、同行的。金融法中心比过去大了很多，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比过去增大了许多倍。1992年沪市规模还不到百亿人民币，现在沪市已达十五万亿。沪指1992年底才700多点，现在2200多点。如果仅看指数，不十分理想，但现在盘子大了，这个不得了。
　　现在商业银行的规模也成百倍增长了，我们看排行榜，中国的银行都名列前茅，成了全世界最大最赚钱的银行。去年我国M2发了100多亿人民币，是世界增发货币最多的国家。增发货币多，说明投资额大。我国在城镇房地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欧美的总和。这些数字，争议很大，但我想，有问题，但从大面上看，还是有好处的，有了这么持续的投资，才有今天我国家庭自有住房率89%的高水平。美国才62%，欧洲更低。中国人自古追求居者有其屋，美国的精英其实也相信“家庭自有住房率越高，社会越安定”的观点，还出台刺激住房贷款的法规，鼓励房地产投资。这事儿复杂，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矛盾，但总的来说你必须承认成就。
　　中国金融市场的空前规模、快速发展以及极高的复杂程度，为我们开展金融法研究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既会说一些“外国话”，又扎根在中国，于是我们过去发展得不错，而且注定未来还将大发展。我们要帮助中国金融市场解决各类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就会为全世界所关注，我们的学生就会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
　　
　　四、我国的金融法律
　　过去20年，金融领域新出现的各类法律法规数以万计。在过去10年间，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颁布的金融类法律法规和规章就多达28820件，平均每年颁布2800多件，每天颁布7件以上。确实高产，但这个我们都能理解，金融是一个高度复杂、特别精细的领域，政府就是想管得细、管具体。同时呢，金融行业发展变化特别快，2007年的时候，我们谁能预料到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反正法学界没人在事先作出预判。
　　我最近看文章，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的文章，几乎每个月都有人说，美国经济快好起来了，可等几天出来最新数据一看，还是不够好，美国的金融市场还比较疲软。可见，在金融领域，变化很快，而且难以预计。所以立法只好不断地在后面跟，立法的数量于是也就巨大。
　　法律法规这么多，效果可不太好说。如果立法效果好的话，那一定不用接二连三没完没了。如同人有病，就得吃药，病没治好，药就不能停，不得不一付药接着另一付药吃。只是，千万别把病人吃成了药罐。
　　提高立法质量，改善执法环境，这些都是大题目。我不相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或者是有一个诀窍，一通百通。所以，过去我带研究生，都愿意带着大家到处跑，或者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讨论，就事论事，多研究点小问题，少谈点大理论。但我也想，还是有一个大道理要讲，就是我们这些“法律人”，要接地气。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吃一吃”，“天下最有真知的，是亲身实践着的人”。涉及金融市场的立法，不同于其它立法，照搬外国的任何经验，都要小心。应该更加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殊性，更加符合我国文化传统习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这样立法的质量才能更高，更符合实际，执法也才可能有效。
　　
　　五、二十年以后
　　前面四小节，大约都在回忆前二十年，同时，借回忆，给我们的学生讲一点自己的感悟。未来二十年呢？也就是到2032年，那时中国的经济生产总值应该超过美国了，这我完全相信。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曾经领先过世界的古老国度，在沉沦了一百多两百年以后，又一次领先了。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并且参与创造这一历史，真让人激动！
　　作为一个教员，我不仅希望中国经济上强，更希望中国在教育上强。教育才是中国的命根子。现在北大最好的学生，还拼命想到美国的一流大学去深造，因为那里的教育就是比我们强。二十年后呢？二十年后，我当然还会努力送我们的学生出去开眼界，但会不会有美国最好的学生，天天给我写邮件“套磁”，希望我给他发个北大金融法中心的offer？这是我的梦，我未来不做行政服务工作了，还要回到金融法中心来努力，努力圆自己的这个梦。我相信这也是金融法中心所有老师和历届学生的梦。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二十年以后，印度应该是第一了），最富有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最稀缺的也是人才。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人才”，并且使人才成长为优秀人才、创新人才、领军人才，这将是我国未来二十年最大的挑战。世界大国、强国之间的竞争，将集中在优秀人才资源的竞争。人不中用，或者中用的人都走了，我们哪怕积累了再多财富，也会坐吃山空。
　　二十年后我早已退休了，但学习没有止境，为年轻人服务、铺路，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依然会学习，而且主要是向年轻人学习，向我的学生们学习。过去二十年间，学生们教给我很多，比如网络技术、手机应用、自媒体、微信群、蓝牙、数据搜索、流行音乐、视频动画、微博，这些都是学生教我的，还有新的商业模式、投资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学生在刺激着我、推动着我去学习。今后二十年，只要我还存在，就将继续跟随学生的脚步，争取不掉队。
　　我要真诚地感谢白建军老师，感谢中心的所有老师。感谢小王同志，也感谢我的长辈牛老师和范老师。我还要感谢从1993年以来的历届毕业生，你们群英荟萃、星光灿烂，看到你们的成就，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情。
　　祝愿金融法中心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祝愿每一位曾与中心结缘的人，幸福平安。
　　
　　吴志攀 鞠躬致谢
　　201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