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后，有人问他是否会移居国外，他说不会，原因之一是“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

王蒙在纽约回答中国人的爱国精神问题时说，第一我们有唐诗宋词，有汉字文化，这是中国心；第二我们有中式餐饮，这是中国腹。心腹都中国化了，还能不爱国吗？

季羡林甚至从哲学的高度来夸过中餐：掌勺的大师傅这个碗里舀一点，那个碟里舀一点，然后用铲子在锅里翻炒，运斤成风，最后在一团瞬间的火焰中完成一盘佳肴。多炒一铲则太老，少炒一铲则太嫩，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谁也说不出一个道道来。这是东方的综合思维模式在起作用，用西方的“科学”头脑来看，也许有点模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最新的科学也告诉我们，模糊无所不在。

他们说的没错，一个人的胃口一旦养成，是很难改变的。其实，如果光从口味来说，笼统地说中餐和西餐似乎还不够，中餐的粤菜与川菜风格迥异，西餐的法餐和意餐也有很大不同。我身为湖南人，来京近30年，仍然改不了爱吃辣椒的习惯。乡友聚会，也喜欢找湘菜馆。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人财物大流动的社会，各种菜系甚至中餐与西餐之间，也在实现某些融合，如现在一些中餐宴会中也会上牛排、鹅肝，这二者就来自西餐。

也许中餐和西餐的最大区别还在用餐的形式上。西餐一般采取自助的形式，而中餐一般采取桌餐的形式。自助相比桌餐，有它的好处，如不致造成大的浪费，可以自由交谈，去离比较随意。我曾应邀到德国、法国和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参加过几次他们的国庆招待会，带上家人，持邀请函，晚到、早退都没关系，反正是大草坪上吃自助，毫无压力。有一次，我在法国使馆的草坪上排队取自助餐时，排在我前面的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先生，我略带惊讶地跟他打招呼：您也来了呀。他说，是啊，反正是周末。另有一次，在德国大使馆的草坪上，我有幸与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先生相逢，两人聊的时间还不短。当晚我提前离开，却在大使馆的门口遇到美国大使骆家辉及其家人，他们刚刚进来，还友善地向我问好。

试想，如果是很正式的桌餐，被邀请者能晚到早退吗？能轻松地带家人前往吗？能不分级别地随便找自己的位置吗？所以我在想，自助餐有利于塑造自由、平等的文化，而桌餐则更强调集体和行动一致。

西餐也有桌餐的时候。不过它在正式开始之前，往往有个开胃酒水阶段，大多站着喝，大家相互介绍，自由交谈，期间会有侍者端着盘子不时走过，上有酒水和点心任你自取。待入席后，实行的是分餐制，每人一个盘子，绝不像传统中餐，一盘菜、一锅汤，大家筷子一伸进去，你来我往。有研究表明：中国人之所以高比例地患溃疡病，与这种“共食制”的饮食方式有很大关系。2003年“非典”期间，国人也曾短暂实行过一段公筷公勺制，但“非典”一走，大家又恢复了往常的做法。

西餐的桌餐一般也就三道菜：先是水果沙拉之类的冷盘，再是鱼或牛排之类的主食，最后是甜点和咖啡。此外，桌上还有面包供大家选用。冷盘、主食选哪种，最后要不要甜点和咖啡，都会有侍者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最近看报道说，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披露，有一次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来访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其夫人，希拉克夫人很快就说饱了，她很为难，觉得不吃剩下的菜，显得对主人不尊重；吃的话，自己又难受。以至于这顿饭最后吃完时，她如释重负地说：“感谢上帝！”李肇星回忆，当时中国的国宴剩菜多这不是第一次，只是法国总统夫人比较坦率，说了出来，于是自此之后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

西餐桌餐上也会有酒，但气氛一般不如中餐餐桌上那样热闹。西餐不会像中餐那样劝酒，也不会在就餐期间到别的桌去轮番敬酒，最多与邻座举杯致意一下，也是点到为止，呡一呡就可以。但中餐就不一样，劝酒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示好，干杯更是一种友谊的象征。德国马普所的所长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当年初来中国，被中国同行灌得送医院抢救。后来我访问马普所，他谈起此事仍然耿耿于怀，说那么多人轮流来跟他一个人喝，对他不公平。我跟他解释，那是好客，谁叫你那么实在，跟每个人喝都喝完呢？话一出口，想起自己常常在别人劝酒时耍点小动作，又似乎感到这里面也有中国人的计谋学了。

客观地说，中餐与西餐各有千秋，如何互相取长补短，是全球化时代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