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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这部写作、出版历经十一年之久的著作清样圈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似乎重回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与激动了,重回到不断地求真求美的求知岁月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些许的成功不能带来持久的喜悦,创作未尽完美的缺憾依然使我忐忑不安 又是一次通宵达旦的写作,又是一次理性与激情兼备的探险。 在给这部写作、出版历经十一年之久的著作清样圈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似乎重回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与激动了,重回到不断地求真求美的求知岁月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些许的成功不能带来持久的喜悦,创作未尽完美的缺憾依然使我忐忑不安。在这里,引用十二年前发表过的一番感慨来描述我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最为恰切的:从西北师范大学到兰州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从法经济学、现实法理论再到全球化法学,我一路走来,读书很苦,写作也很苦,就这样蹒跚前行。面对诸多的大师与先贤,反思自己不算太长的学术之路,我真的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的研究陷入被米歇尔·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种尴尬而平庸的学术境况:“……是谁在说话,这有什么关系?” 多年前捧读南宋大儒朱熹的作品,最喜欢他的《观书有感》四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00年,因参加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东亚法哲学大会的机缘,结识了日本的今井弘道教授、铃木敬夫教授、铃木贤教授、安田信之教授和韩国的梁承斗教授、崔钟库教授以及中国法学界的诸多大腕学者,我开始认真思索东亚法治的未来发展问题；2001年,追随着恩师朱景文教授的旗帜和脚步,我对法律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陆续发表了近十篇辨析与评论兼具的文章；2002年,拙著《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05年,获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一般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法治问题研究》,从此遍寻有关东亚法和区域一体化的古今中外文献；2006年,主译了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赛德曼夫妇的大作《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对其“法律不可移植规律”的经典论述以及涵盖亚非拉几十个国家法律发展的写作功力深为敬佩；2007年,作为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的高级访问学者,我同该院的水林彪教授、王云海教授等倾心交谈,受益匪浅…… 在反反复复、如琢如磨地修订过程中,我就像一只懵懂无知的小鸟,在理想与现实的困境中,在历史与逻辑的风云激荡下勉力飞翔。累并快乐着,思也享受着!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向尊敬的导师兼同事孙国华教授、吕世伦教授、朱景文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丰富和睿智的思想经常给我以启发,他们高尚、豁达、仁爱的品格是我一生追求的坐标。 这本书也要献给我日渐苍老的父亲冯德仁和已经去世十七年的母亲高凌霄,无论是在人生道路还是学术小径上,他们都永远是我心中不灭的指路明灯。 (本文为《全球化中的东亚法治:理论与实践》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