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推行负面清单对于建设法治政府而言，有何意义？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

　　负面清单“规范公权、保障私权”

　　记者：上海自贸区率先在外商投资的准入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将原来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成“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样做有何意义？

　　王利明：负面清单是相对于正面清单而言的概念，它是指仅列举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对于列举以外的事项，法律法规不会进行干预，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推行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业态、新的领域不断出现，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在正面清单的模式下，市场主体能否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自由裁量，由此产生了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社会问题，市场主体的活力很难完全释放，政府监管的效率也很难提高。例如，乘坐飞机时，安检人员采取负面清单的做法，列出不能随身携带的物品清单，既保障飞行安全，又提高安检效率。如果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就必须一件件检查乘客行李，一件件进行审批，由于行李种类多样，这样的安检将难以操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市场主体的行为，除非法律限制，都属合法；而行政机关的行为，除非法律许可，都为非法，这也体现了“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法治理念。

　　制定负面清单必要时应开听证会

　　记者：谁来决定负面清单的内容？怎样正确适用负面清单？

　　王利明：负面清单的制定也应自觉遵循开门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透明决策的理念，必要时还可以召开由投资者代表、消费者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制定科学合理的负面清单内容。负面清单的设置，必须及时更新，将不需要再进行管制的内容剔除；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纳入的领域及时列明。

　　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做法律授权的事，而不是它想做的事；政府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法治政府也只能是有限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必须与政府职权法定配套，强化法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所谓职权法定，就是指政府的职权和行为方式等都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法无授权不得随意行为。

　　就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而言，法律还要为政府对负面清单的管理提供明确的规则。

　　立法要为改革预留制度空间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改革中，如何做到“于法有据”？

　　王利明：政府职权法定与市场主体行为自由法定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核心都是要突出“法定”二字。要求“法定”，不仅仅是强调以法律作出明文规定，而是强调要依法治理的社会发展模式。法定不只指立法，还包括背后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改革不断深化，法治也要与时俱进。许多改革政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要综合配套措施的及时跟上，这就需要进行完善的顶层设计，立法不能滞后，否则就会使改革难以向前推进，而且也会加大改革所带来的成本。改革与立法同步，也要求立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仅仅只是确认改革的成果，维护改革后形成的既有秩序，而且还要为改革预留制度空间，并促进社会改革和发展。

　　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