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刑法学》第一版自2010年出版以来，已经过去四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原作中有些表述需要纠正，有些内容需要调整，有些错别字需要改正。因此，利用修订之机，我对本书进行了局部的修改，由此形成第二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义刑法学》一书是我在吸收德日刑法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将其融入我国刑法学，作为推进刑法学术发展的一种尝试。

《教义刑法学》的核心是“教义”，即德文D°g““。对于D°g““一词的中文译法，北京大学王世洲教授力主翻译为“信条”，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王世洲教授在论证D°g““应当翻译为“信条”而非“教义”时认为，除了历史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信条”是非宗教的，而“教义”一词来自日本的转译，本身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

不过，在我看来，“信条”与“教义”相同，都具有宗教背景。例如，“百度知道”就对“信条”的解释为:(1)宗教信仰的条文或体系;(2)普遍相信的任何原则或主张。由此可见，“信条”一词在德文中也许与宗教无关或者如同王世洲教授所说的，是平行发展的。但在汉语中，“信条”一词的宗教色彩与“教义”一样，都是十分强烈的。即使“信条”一词没有宗教色彩，我也认为“教义”一词是更为合适的。因为，教义刑法学中的“教义”，是以对刑法法条先验地假设其正确为前提的，根据康德的话语，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而这恰恰就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因此，刑法教义学中包含了一种对待刑法法条的宗教信仰般的学术情怀。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指出的:在传统上，刑法教义学将现行刑法视为信仰的来源，现行刑法的规定既是刑法教义学者的解释对象，也是解释根据。在解释刑法时，不允许以非法律的东西为基础。对刑法教义学者而言，现行刑法就是《圣经》。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现行刑法进行阐释的学问，被称为“刑法教义学”。在刑法教义学的语境中，刑法法条是解释的对象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对象。有教义的刑法学与无教义的刑法学之间的区分，恰如有宗教信仰的人与无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区分。以往我国的刑法学是一种没有教义的刑法学，因此，这种刑法学缺乏内在逻辑的自洽性，缺乏整体知识的体系性，缺乏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之一。

当然，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具有性质上的相同性。刑法教义学只是与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以及刑法沿革学之间具有区隔性，但与刑法解释学则是一词二义而已。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刑法解释学之外的刑法教义学。在这一点上，应当听取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的忠告:不要试图在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不过，我宁可将张明楷教授的这句话反过来说。这就是:不要试图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解释学。这就是我对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关系的态度。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