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喜欢询问学生的职业规划。有位学生出自教师世家，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将来做教师，他对我说:“打死我都不做老师，拼死要做公务员!”我问原因何在，他说:“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自打我记事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家连根钉子都要自己买。”原来他是冲着公务员的油水去的，也就是说他看中的是许多东西不用自己埋单。有位公务员同学曾经和我晒工资，尽管我俩工资不相上下，他板着手指头，车子、房子以及每餐只收一元钱的单位食堂，一项项算下来，结论是:“我花不了什么钱，看来你当个大学教师还真清苦。”他同情的眼神令我顿生赤身坐花轿之感。的确，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攀升，有些热门岗位的录取比例高达千里挑一。按说公务员身处体制之中，上命下从，不需要过多的创造力，年轻人一窝蜂地报考公务员是不正常的，但是，现代人崇尚理性选择，所谓热门不外乎是待遇优厚，而“三公消费”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谓“三公消费”是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由于种种原因，以往有关部门对“三公消费”一年到底多少这个问题，往往欲说还“羞”、遮遮掩掩。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规的实施，上述费用依法必须公开。媒体也不时公布国家有关部委的“三公”支出情况，一个个天文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引来了公众热议。

令人遗憾的是，“三公”支出数额庞大，滥用公共财政绝非个别现象，它是从部委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的普遍现象，其危害性已经人所共知，正如学者所言:“‘三公消费’是一种腐败现象，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利，获得一些个人方面的享受、特许，比如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在群众中就会引起很不好的反响，对于党的威信造成不良的影响。要遏制‘三公消费’，对其性质就要有一个认识，特权腐败是由权利所带来的，这种状况反映了一种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一个人如果认为只要是获得了权力，就同时也获得了衣食住行方面的便利和随意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这样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背离人民群众对权利的愿望和要求，必须下决心遏制‘三公消费’现象。”温家宝总理在和网友在线交流时曾指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既然“三公消费”形同腐败这个观点已经成为朝野共识，那么应当如何遏制并最终消除这一现象呢?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关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的问题表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诚哉斯言，将“公开透明”以及“民主监督”这两项措施落到实处是消除“三公消费”费用庞大之弊的一剂良药。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下有关部门对于上述两项措施的执行尚不到位，甚至大打折扣。

那么，如何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如何保证做到“充分民主监督”呢?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政府部门的“三公”支出真正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公众才能实现“充分民主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句话说明了预算公开透明的重要性。当下公诸媒体的“三公”支出费用是几大项的总数，失之过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强认为，为什么现在政府难以具体公开“三公消费”呢?原因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高强解释说，“现在，财政上的预算科目没有这一项，政府支出中有购置费支出，但这个范围很广，既包括汽车、桌椅板凳，也包括办公用品、电脑等，还细不到每一项的支出。外交部门有专门的支出预算，但还没有细到多少人出国花了多少钱，都干了什么。这是今后要进一步细化预算科目，进一步明确预算支出统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坦言，“今年尽管公开了，但达不到大家要求的那么细。”

因此，为了保证做到公众“充分民主监督”，进一步细化预算科目，进一步明确预算支出统计是有关部门取信于民的关键。应当使“三公”预算具体细化，“具体到一根钉子”的程度也许有些夸张，但是，这样才能使公众的监督有章可循，有案可查，不会被几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所误导。在崇尚民主，人民主权的社会，尊重公众知情权是权力部门的义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公共预算，请具体到一根钉子。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文摘自《零容忍的权利》一书，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