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涉及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种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改一制而触全局，必须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大局眼光做好战略布局和顶层设计，有组织有领导积极稳妥地全面协调推进。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对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意义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是“四个全面”重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阶段性奋斗目标和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路径、关键一招、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保证。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才能使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根本保证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包括到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的“法治小康”战略目标。法治小康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法治保障。法治小康，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幸福博爱、和谐有序，充分实现人权与人的尊严；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在实践层面追求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依法办事，努力实现良法善治。与此同时，法治小康又通过依法治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规范手段、教育强制功能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全面依法治国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式和路径依赖。要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应当先修改法律，先立后改；可以通过解释法律来解决问题的应当及时解释法律，先释后改；需要废止法律的要坚决废止法律，先废后改，以保证各项改革依法有序进行。坚持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充分利用宪法和法律预留的改革空间和制度条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对确实需要突破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改革试点，如果通过解释宪法，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等措施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采取立法授权试点改革的方式，经有关机关依法授权批准，为改革试点工作提供合法依据。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略和法治这个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守法、带头守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落实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统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立足于“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全面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需要，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是反腐治权的治本之道，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还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意义的理解：其一，从依法治国的价值功能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二，从依法治国的问题导向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规范制约公权力、保障人权充分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和必由之路。其三，从“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其四，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利于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利于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有利于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三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以下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价值理论，涉及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价值、核心概念、基本范畴和重要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政党观、民主观、法律观、法治观、人权观、平等观、正义观和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等；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社会主义宪制和法治原则、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学说，等等；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规范理论，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程序、法治结构等范畴和内容，主要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制度的理论，司法权、司法体制、司法程序、法律监督体制、公正司法制度、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和依规治党的体制和理论，等等；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运行理论，涉及法治原理原则的应用、法治行为、法治实践、宪法法律实施、法律制度运行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理论，等等；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相关关系理论，涉及法治存在和运行发展的外部关系，涉及法治与若干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存在等现象及其内容，主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长期实践基础上，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通过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从而认定的法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立足国情和实际，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学习借鉴各国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养分，从而确定的正确道路；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历史方位的四个坐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自己的时空定位和时代特色。一是相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本质和定性问题上，我们的法治“姓社”，它们的法治“姓资”。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决不能混为一谈，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模式。二是相对于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现在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和历史沿革，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社会条件等综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只能走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只能学习借鉴而决不能复制克隆前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三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国家与法的论述和描绘，我们现在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和依法治国，因此“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四是相对于我国历史上中华法系的法文化和法制度的模式，我们今天所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法治发展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结果的土壤和基础上，秉持开放包容、学科创新精神，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法治类型，是面向世界、面向全球、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现代化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主要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法治的理论价值和精神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价值、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理论、法治信仰、法治文化、法治思维、宪法法律权威等；二是法治的制度体系和运行体制，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律规范体系等；三是法治的行为活动和实践运行，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支撑、道路指引和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三位一体”，保证依法治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之中。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应当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是目标，不得有任何动摇。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是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方式，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不是并列关系，人民当家作主是目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

　　 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相互关系中，党的领导更为重要。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的伟大探索。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和关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领导和保证作用。党的领导与法治是什么关系？在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政治哲学和宪政模式下，由于西方政党代表利益的不同以及执政党、在野党、反对党等政治角色的不同，西方国家政党与法治之间往往存在着多元、错位甚至是割裂的不同关系。西方政党是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代表，西方法治则号称是代表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这种多元利益取向的政党制度与其法治标榜的中立性、平等性、公正性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本质上其政党与法治必然难以统一。在我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障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下，在党代表人民共同利益而无自己任何私利的政治基础上，党与人民、党与国家、党与法之间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高度统一的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的法治建设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尊严幸福等各种基本价值，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各个环节，统筹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依法治权、依法维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各个方面，统筹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央法与地方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法与私法、制定法律与实施法律等各种法律形态，统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内与国际、法治与改革、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等各种关系，积极稳妥、有序高效地全面实施。

　　 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落实

　　 坚持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8日）这就把法治与我们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事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高度，表明我们党不仅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而且从治国方略和执政方式上，全面推进从过去革命党主要依靠运动和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向现在执政党更多依靠宪法法律规范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转变，更加自觉地坚持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转变，更加主动地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和信息化）转变，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法治基本方式进一步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我们党的执政权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党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切实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全面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应当进一步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是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加强党对执法工作的保证。应当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切实做到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支持。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当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从制度上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应当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要带头守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发展

　　 科学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我国立法工作中依然存在着“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存在部分法律制定出台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个别法律甚至形同虚设。

　　 要推进民主科学立法，必须着力解决上述那些问题。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必须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应当按照《决定》的新要求，着力落实好以下改革部署：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当前，我国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执行效果差。我国制定的大部分法律，实践中难以执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纸面上的法律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严重脱节，“潜规则”无处不在，法律权威难以确立。

　　 我们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实现司法公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决定》提出，要从以下方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不断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决定》指出，当前在我国社会中，“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花了很大功夫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但全民自觉守法的格局并未形成，法律权威被漠视，普遍违法、公然违法、暴力抗法等事件层出不穷。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必须着力解决上述问题。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决定》除对传统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做了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外，还从法治系统工程的角度，提出以下改革和建设任务：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等等。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它们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体，三者统一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在建设法治中国这个战略布局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目标是加快建成法治政府；建成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同时，形成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核心是规范与制约政府权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形成全社会所有成员自觉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与法治文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构成一体两翼的驱动格局，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建设法治中国，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要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机关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要根据宪法确立的体制和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建设法治中国，政府应该率先垂范，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透明度，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从治理的主体来看，法治是多数人的民主之治，德治是少数人的精英之治；从治理的过程来看，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是外在控制之治，德治是内在约束之治；从治理的标准来看，法治是低度行为规范之治，德治是高度行为要求之治；从治理的手段来看，法治是国家强制之治，德治是社会教化之治；从治理的重点来看，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

　　 正因为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功能上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在价值目标上是殊途同归、有机统一的。法治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底线和后盾，凡是法治禁止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凡是法治鼓励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支持的。社会主义道德是法治的高线和基础，是法治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在依据，法治的价值、精神、原则、法理等大多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上，法治的诸多制度和规范本身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同时，法治不应当规范和调整人们的思想意志，对于思想范畴的问题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而对于道德沦丧、良心泯灭之徒的行为，思想道德的约束也常常无济于事，正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所以，我们既要反对以法治完全取代德治的做法，也要反对重视德治而忽视法治的倾向。

　　 总之，我国法治正经历着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转变、从以立法为中心到以宪法法律实施为重点转变、从法律大国向法治强国转变的战略大调整。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新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必须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总体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