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9—20日，“2020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衡水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政协衡水市委员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共同主办，由衡水学院承办。
   研讨会的主题为“董仲舒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此次会议采取了现场出席和网络视频出席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日本、韩国等海外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一
   19日主旨演讲上半场由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周桂钿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对待盛世的社会问题》。他指出董仲舒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是盛世时代，我们现在也是盛世时代，因此董仲舒对策里讲的社会问题和解决对策对当前的治国理政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调均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德主刑辅、官不与民争利、尊贤使能、屈君伸天等主张，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的历史。董仲舒虽然离我们有两千多年，但其思想仍活在当下。
   李宗桂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创造性构建——董仲舒思想的特质及其影响》。他指出，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治国安邦、安身立命之道。孔子开启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先路。孟子和荀子分别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向发展了孔子思想。董仲舒创造性地继承并且创新性地发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理念，拓展了孟子的内圣之道，深化了荀子的外王思想，推动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建设，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创建了切实的通道，将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变成了现实。
   黄朴民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性”内核与制衡精神刍议》。他指出，就形式与现象而言，“天人合一”说是非理性的，但包藏在其内核的政治意图却是现实的、正确的。在汉代专制的现实政治氛围中，董仲舒通过“天人合一”的论证与阐释，以“天”的名义，将道统、天统置于君统、政统之上，借以约束与制衡君主的权力，并企图在一定的制衡机制之基础上，为汉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一整套相对合理妥洽、理性温和的基本方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具有积极的政治智慧与思想启迪。
   刘学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董仲舒思想研究的三点思考》。他主要围绕三纲五常、专制主义、性三品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一，董仲舒首次提及“三纲”，也几次提及“五常”，但却没有“三纲五常”相连的表述；“三纲五常”在汉唐时期的作用并非如我们所说的那么重要，至少在魏晋隋唐时期影响并不大；把“三纲”等同于“专制”是不正确的。其二，“三纲”是一种政治伦理秩序，与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是不同的。董仲舒努力用天意来制约君主的权力，也是在消解专制。其三，《春秋繁露》中两处提及“三品”，都是说“士三品”，而不是“性三品”。董仲舒以中民之性为性，说其主张“性三品”是不准确的。
   下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山东社科院涂可国教授、清华大学丁四新教授、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韩国高丽大学申昌镐教授、中国台湾南华大学陈德和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谢遐龄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王教思想初探》。他指出，重建王教是董仲舒面对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董仲舒主张的王教以奉天法古为总纲。奉天，则王教须遵循天道，德主刑辅；法古，即董子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这些体现核心价值的“道”，应该一以贯之。
   落实奉天法古之第一要务则是祭祀，而祭天为教化之首务。落实教化的理论和实践是奉元正本。所谓奉元正本，在理论上是三统五端，在实践上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教化的施行、实现，是从上到下、由内向外的，因此君王正心是教化的源头。至于兴学养贤、选好郡守县令，则是教化的关键。
   涂可国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人学论要》。他指出，董仲舒的人学思想丰富多彩，而最有特色、最有建树的是天人之学、人性之学和人生之学。关于天人之学，最集中的是关于天人分合和天人感应的论说；关于人性之学，董仲舒比较系统地阐发了“性三品”说、“性情合一”说、“性朴”说、“性善端”说和“性贪”说，从而对中国传统人性论建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关于人生之学，集中体现在以仁安人、中和养身和贤君修身三方面。
   丁四新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三纲说的来源、形成与异化——兼论董子对三纲说的贡献》。关于三纲说的来源，他认为，孔子的“六位”说是三纲说的第一阶段。关于三纲说的形成，他认为“三纲”说的提出在董子之前，而非董子的发明。董子对于三纲说的贡献是作了阴阳之道德或天道观的论证，将三纲上升为天意在伦理世界的具体呈现。
   关于三纲说的异化，他指出，《白虎通》的三纲说在多个方面作了发展，但所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对于三纲伦理的异化，是对于汉人正统三纲说的扭曲。此种三纲说既不合三纲说之正统，又不符合现代追求平等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因此抛弃此种三纲说是应当的。但董子的三纲说，及孔子的六位说不应当被抛弃，我们仍应当正视它们，肯定它们。
   邓红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司马迁与董仲舒——白鱼赤乌与天命传承》。他指出，司马迁和董仲舒有师承关系，司马迁和董仲舒都对有关周文王的白鱼赤乌传说显现出来的天命论有所关心。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他的使命是按照汉帝国的天下观和历史逻辑写作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白鱼赤乌是显示殷商的“天命”将要转移到周王朝的一个象征，是用于“究天人之际”的一个故事，是描绘“大一统”蓝图中的一个环节。而董仲舒对白鱼赤乌的发挥，从“天人合一”角度对天命论的理论阐述，以及董仲舒的公羊学，为司马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申昌镐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的教学思想和实践》。他指出，董仲舒是对中华教育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前承孔子，下接朱熹，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
   董仲舒提出的教育基础是儒学的国教政策确立和人材养成，教育根据是以人的标准来考虑中层人民的本性，教育指向是道德的人格，教育实践的方法是强勉、专一、精思。董仲舒关于国家教育制度的设计，是面向国家和百姓的，在时代精神上充分体现了儒学的本质。他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设计出中国国家教育的蓝图，并落实为具体的教育措施，为后世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德和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的人性教化论及其教育人类学义涵》。他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董仲舒的人性论和教化论进行审视，指出董仲舒的人性论仅以中民为对象，其意乃是为了显明人性之可教化与可造化，与现今教育人类学中关于人具有可塑性、可教育性的提法若合符节。
   他认为董仲舒之论教化当从教化之所由起、教化之所以行、教化之所当成三个方面阐明其义。董仲舒将教化之所由起归于天心天意，但是天心隐微、天意难测，于是便以王者沟通天地人，通过王来承天意、顺天命、行天德而教化于民，而且董仲舒格外强调君主应通过身教言教以示范于民而成教化之实。
   以上10位专家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解读董仲舒和儒家思想，高屋建瓴，见解独到，思想深刻。每一场主旨演讲都是精彩的思想盛宴，既加深了与会者对董仲舒思想的理解，开拓了大家的学术视野，也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董仲舒思想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96篇。根据论文主题，分组讨论共分为8场进行。在交流过程中，很多文章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这些董学研究成果，从经学、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法律等多个方面，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了精深辨析。其中，对于董仲舒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讨论，成为研讨会上的一大亮点。
   专家学者围绕董仲舒的王道政治、大一统、政治合法性构建、经世致用、德政廉政、忧患意识等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交流和碰撞中开阔了思路，提升了认识。大家一致认同，在当下研究董子的治国理政思想，必须进行创造性诠释，对其思想精华进行新提炼、新总结，充分融入新时代的创新性实践当中去。

二
   20日上午，进行了第二场专家主旨演讲。由北京大学丁四新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教授、中国社科院大学刘国民教授、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衡水学院特聘韩国专家金周昌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何善蒙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春秋繁露〉论“命”》。他指出，“命”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基源性观念。董仲舒对于“命”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从论域的角度来说，他继承了传统命论的两个基本向度，即天命观与性命观，前者是一个政治维度的限定，后者则是对于个体生命事实的关注。
   从思想内涵来说，在天命观的阐释上，董氏以受命和符命的双向互动，构建起了一个非常扎实的、直接可感的天命论，从而对儒学的政治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在对个体性命观的讨论上，董仲舒除了继承以道德论命的基本传统，还进一步从现实的角度来揭示命运问题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从而开启了后世关于个体命运问题讨论的新的视角。因此，董仲舒的命论在思想史上具有着奠基性和开创性的意义。
   郭晓东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论董仲舒〈春秋〉学之“异外内”：以何休为参照系》。他指出，“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家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何休的“异内外”说既指空间上的“由近及远”，即“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其国而外诸夏”，又指时间上的“由远而近”的“以渐治之”的过程。
   董仲舒之论“异外内”，基本上可以在何休的视域下加以考察，董、何之间并无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经传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董、何的指向又有所不同。郭教授以《春秋繁露》的《观德》和《奉本》两篇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其与《公羊传》及《解诂》显然存在不同的看法。
   秦进才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初探》。他分析了董仲舒义利观与“正谊明道”思想的联系与演变，指出“正谊明道”本来与董仲舒的义利观没有关系，但是经过东汉班固的删削润饰升华，又经过宋代理学家的塑造发挥，再经过后人的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多方面的解释，变成了抽象的义利观问题。“正谊明道”成为古代义利观经典是后人的发挥创造，是宋代以来思想家、学者等赋予了正谊明道新的内容，并被社会所认可，这是董仲舒正谊明道思想深远历史影响的体现。
   刘国民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一，“奉天而法古”是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奉天”即法天道，“法古”即法圣人经典之道；这包含“文本于天”的观念。其二，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即天人在道德、情感等方面上感应、感通，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追求。其三，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中的一般特征，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文本没有恒常不变的原义，文本的意义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释文本。其四，董仲舒揭示了《春秋》文本的基本特征——“微言大义”，这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
   解光宇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阴阳学说评析》。他指出，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董仲舒发展了阴阳学说，并用阴阳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比前人的认识更为深化。董仲舒认为阴阳二气的运行形成四季；由于“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从而“阳尊阴卑”，并用“阳尊阴卑”的理论来诠释社会相关领域；自然界的旱涝灾害也是阴阳失调导致的。董仲舒的阴阳学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不科学的一面。
   余治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存王者之后”以“通三统”——公羊家建构王权合法性的一个特殊视角》，他指出，《春秋公羊传》《礼记》较早总结出上古中国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后”的传统。礼遇前朝的遗老遗少，赐与其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保留先王之子孙后裔、政教礼制法度、历书体系，以体现时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圣，分享国土，“不敢专”，不为一家一姓所私占。
   其效果则能够把新兴政权纳入历史谱系，展示自身道统与前朝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进而向天下人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董仲舒传世文献《三代改制质文》篇厘清夏、商、周“三正”脉络，而以孔子著《春秋》当新王，因而“上黜夏，下存周”，自成一统。班固撰写《汉书》《白虎通》显然接受了董仲舒的观念影响并进一步开辟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甚至还演绎出道德哲学的蕴含。
   金周昌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董仲舒的儒学文化共同体设计》。他认为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理念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用科学符号、阴阳五行等科学理念重新诠释传统儒学，赋予传统儒学以科学精神，将其打造成科学儒学，并且以“三纲五常”等激发和构建儒学文化共同体。
   第二场主旨演讲结束后，大会举行闭幕式。余治平教授主持闭幕式。德州学院季桂起教授做学术总结发言。季教授教授概括了这次大会的四个特点：
   其一，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学术史的视野看待董仲舒的思想地位、影响及其贡献，为董仲舒研究提供了更为广泛、宽阔的发展空间和价值取向；
   其二，对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开拓了更多的新视角、新方向，在很多具体领域上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深化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课题；
   其三，联系现实社会的建设、发展需求，本着古为今用的方针，针对董仲舒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发掘董仲舒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
   其四，抓取董仲舒思想的某些具体问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特殊的角度阐述董仲舒思想的深层内涵，将董仲舒研究引向具体化、细致化、深入化。衡水学院校长田光教授致闭幕词。
   田校长指出，董子思想是一座充满治国理政智慧的肥沃庄园，对董子思想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指导当下的治国理政实践，助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深、走实、走远。
   习近平总书记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此次“2020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衡水学院举办的第8次大规模的董学研究国际会议，对于进一步弘扬董子文化，加强董学在国际上的研究与传播，重申董学的当代使命具有重大的意义，学界再次表达了“儒学复兴从衡水走来”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