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0日下午，华东政法大学第14期“东方明珠大讲坛”在松江校区明法楼西楼E201室成功举办。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教授莅临主讲“1840年以来的中国时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忠夏教授、《法学研究》的责任编辑李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广德与谈。讲座由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陆宇峰教授主持，科研处处长屈文生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王人博教授以时间为线、人物为点，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围绕“1840年以来中国时刻”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1840年是中国的历史分界线，在坐标的一边，是中国以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喂养的一个独立世界，可以称为中国世界或中华世界；1840年以后的中国，则必须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异己者”，如何处理中西关系于是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王人博教授谈到，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给皇帝进献了三样宝贝，其一是自鸣钟，其二是世界地图，其三是西方书籍，但都没有引起中国皇帝的兴趣。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并不好奇。与利玛窦相比，后来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态度则表现出了很大不同。
   关于“鸦片战争”，王人博教授特别提及中国自古以来缺医少药，而鸦片恰好有镇痛的作用，这为英国向中国推销鸦片提供了契机，也诱发了鸦片战争。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王人博教授提醒大家注意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中国政治权力逐渐地下移至地方，地方崛起成为定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均属地方势力。他们办洋务，在地方重视发展军事工业和经济工业，完成了工业的初步积累。他们也通过大规模教育变革，储备了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人才。地方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京城较远的南方地方势力崛起，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洋务运动促进了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当时的北洋水师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一时间国人“开眼看世界”成为一种趋势。然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使中国人再度从迷梦之中惊醒。王人博教授认为，与鸦片战争的影响不同，甲午海战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战争的失败是否与政治制度有关。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打破了清廷拒绝制度改革的禁区，引发了之后的戊戌变法。
   “庚子之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则促成晚清的立宪改革。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地方官制改革、责任内阁等改革举措皆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对此有清楚的认知，认为绝不可能指望满人改革，要改革还不如革命。排满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政治权力下移给统一制造了巨大的难题，直到蒋介石，才利用传统的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拜把子”的方式，完成名义上的统一。然而实现真正统一的还是通过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李忠夏教授在与谈中强调，1840年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层面的一个极具革命性的变化，用李鸿章的话来讲，即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不仅仅要片面地去看1840年以后带来的一种根本性变化，还要回到历史，在1840年之前去寻找传统可能内在的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东西，即作为中国的方法。
   李广德博士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出发，指出了理解者自身语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王老师对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理解，是建立在“家国情怀”的基础上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王老师对近代历史和民族危机内心的惋惜和痛心，并追问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李强博士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到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立宪改革等典型时刻，都是国家建设的新方向，是具有标志性、形式性、仪式性或者历史性纪念意义的时刻，具有事实和规范上的双重意义。
   屈文生教授在致辞环节谈及，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不只是东方，而是远东。利玛窦用了一个与远东相近的概念，即远西。远东（far west）和远西（far east）既是国际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是国际力量或国际格局的变化。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或者以中国为中心的话语表达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表达均存在不同之处。
   杨陈博士在互动环节分享了“中国性”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创生了社会秩序，创生了文化秩序和道德之心；道德或者个人的道德素养，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产生了政治秩序，产生了文化知识，产生了法律知识。中国性就体现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整体的、统一的观念之中。
   主持人陆宇峰教授对诸位嘉宾的分享表达了感谢。历时超过三个小时的第14期“东方明珠大讲坛”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