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下午，浙江工业大学“和山法学”名家讲坛第十一期“近代中国的价值普遍性与具体性”学术讲座于屏峰校区法学楼法B108模拟法庭成功举行。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教授莅临主讲；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余军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李忠夏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刘练军教授、华东政法大学陆宇峰教授以及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黄锴博士应邀与谈；本次讲座由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吕鑫教授主持。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近300名师生参加本次讲座。

                          讲座概要
   王人博教授立基于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以如何处理中西关系为主线，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的价值普遍性与具体性，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1840年，英国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一场贸易战。中英军事力量的悬殊使国人首先发现了西方力量的实效性，中国必须重新寻找国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重新认识“弱并不具有道德的优越性，强也并非处于道德的劣势”。由此，魏源提出处理中西关系的第一个原则，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其直接结果为洋务运动，最大成就即为造就了亚洲排名第一的北洋水师，这也是学习西方力量的结果。
   但甲午战争为这场运动做了检验，中国发现不仅要寻找西方的力量，更要寻找西方的价值。甲午战败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而恰恰西方能够为制度性问题提供建议。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存在三套方案：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的戊戌变法；二是以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的价值方案；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革命，其理论表达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纵观整个近代史，中国一直在摸索如何处理中西关系，以及如何在面对西方力量选择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中进行权衡与周旋。
   根据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王人博教授抛出两个问题：是否存在普遍性价值？这个普遍性价值源自中国本土还是由西方引入？他认为普遍性价值是由西方传入的，但我们要将西方的普遍性价值与西方推行价值的方式相区分，即我们可以否定其推广手段，但不能否定价值本身，“就像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一块倒了，拎出婴儿再把洗澡水倒掉才是得当的做法”。
   与此同时，对于处理普遍性价值和具体性价值的关系，接受普遍性价值并非意味着由其取代具体性价值；相反地，需要普遍性价值放下身段，去尊重、亲近具体性价值。在谈及如何尊重与亲近时，王人博教授以中国餐饮习惯和行人过马路为例，生动解释了如何在接受普遍性价值的同时又坚持具体性价值。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在近代价值的普遍性和具体性这一二元结构中，找寻一种妥当处理中西关系的方法。
                      学者与谈
   在与谈环节，李忠夏教授围绕近代中国、价值、普遍性与具体性等几个重要范畴展开，认为普遍性与具体性应该同时存在，应当同时加以追求。实际上近代这一范畴蕴含着现代性价值，即自1840年以来中国就进入了现代化维度，现代化维度实际上也包含了现代性价值的一些普遍性。近代中国源源不断所作的努力，其实就是接近现代性价值所作的努力，靠近现代性价值体系所作的努力。但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中国特色，我们应当回溯中国如何一步步从前近代走到近代、再到今天的历史轨迹。
   刘练军教授从讲座主题的现代性问题以及选题的时代意义两个方面展开，指出近代中国面临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有现代性又要坚持国体，但是现代性和国体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与1840年的中国相比，当下的一些问题仍然可以在“德先生”方面反思原创性，在“人是目的”层面反思中国。
   陆宇峰教授由近代性以及近代社会的特点入手，指出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富强的根本原因，并以贸易、科学、政治的合法性为例予以说明；面对当今复杂社会的整合方式，使社会分化成为各个领域，由各个子领域进行再整合，以实现社会整合，可能是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黄锴博士首先从何为普遍性入手，联系当下中国疫情防控的价值输出，提出了普遍性转换的可能性。再以行政诉讼制度为例，分析行政诉讼在中西方的不同目的，指出普遍性的实现必须关注个体的具体性，追求具体性应当再回到普遍性，在具体性的基础上重新构筑普遍性。
                       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师生踊跃发言，王人博教授与参加讲座的师生交流互动，细致回答了提问者的问题，并对五位与谈人的发言进行了简要回应，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最后，吕鑫教授对王人博教授的精彩讲座，以及与谈嘉宾的分享表示了感谢，同时期待与欢迎各位老师再次莅临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座历时三个小时，气氛浓厚热烈，浙工大师生共聚一堂，聆听王人博教授的讲座，享受了一场极具魅力的学术盛宴，感受到了学术交流的浩瀚与宽广，本次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