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有助于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

记者：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时建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指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竞争机制有效的环境才有可能创新。如果竞争机制被抑制，出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都会影响竞争环境。只有良好的竞争环境，才能推动创新；只有推动创新，才能提高竞争层次和水平；只有提高竞争层次和水平，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否则，只能是低水平的存量利益的零和竞争。

记者：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哪些危害？

时建中：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会对市场经济产生两种危害。垄断是指竞争不足，有效竞争被抑制，竞争被排除、被限制。不正当竞争可能表现为竞争过度、竞争过乱、竞争过滥。竞争不足，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过度，同样也会影响竞争者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垄断还是不正当竞争，最终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而且，市场经济越成熟，对反垄断法的需求越强烈。

构建新发展格局，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导致创新缺少动力，市场缺乏活力，最终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旗帜鲜明地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维护竞争机制的有效活力。

我国的《反垄断法》既反对市场垄断，也要求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意味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破行政性垄断，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以，我国的反垄断有助于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反垄断难点主要集中在新经济领域

记者：目前，我国在反垄断领域取得哪些成就？

时建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被垄断行为破坏的竞争秩序得以恢复，产生了查办一个案子规范一个行业的良好效果。第二，消费者利益得到保护，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三，创新受到有效保护。现行《反垄断法》事实上已经为创新留出足够的空间。此外，通过大量的反垄断执法，一些行业建立了应有的反垄断合规意识，竞争文化不断优质化。

《反垄断法》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这就意味着反垄断的执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机构改革之后，反垄断执法权统一由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实施。同时，反垄断执法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统一执法也有助于积累执法经验，提升执法效果。

记者：当前，我国反垄断还存在哪些难点？

时建中：反垄断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新经济领域，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制度供给有待完善。现行《反垄断法》与信息时代高科技支撑的商业模式并不完全匹配，制度上有一些不衔接的地方，甚至有一些缺失的地方，需要与时俱进地适当修改。

第二，动态的竞争和商业模式给监管带来挑战。新经济模式一直没有定型，其竞争也是动态的，有时短期看不清楚利弊。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对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

新经济在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大数据杀熟、二选一、扼杀式并购、平台企业自我优待等。这些行为有的损害消费者利益，有的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初步定型，而且头部巨型平台企业已经由“孩童”进入到“青年”，这就需要监管理念的转型，采取积极监管、协同监管、审慎监管和依法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反垄断监管工作的常态化。

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体现的就是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常态化监管理念。平台企业要把常态化监管看成是互联网经济规范发展的一次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概括起来，就是规范与发展并重，不是强监管、弱监管的问题，也不是选择性监管、运动式监管的问题，而是常态化监管在平台经济反垄断过程中的回归。

执法应聚焦严重损害创新等领域

记者：您认为，2021年反垄断领域应当开展哪些工作？

时建中：我国的《反垄断法》从出台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反垄断法》制定的经济背景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同时，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互联网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认识也逐步清晰，这些应及时反映到《反垄断法》中。

我个人建议，对《反垄断法》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改：《反垄断法》的核心使命应当是维护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要用法律形式把它确定下来。明确这个指导思想后，具体的制度修改就能找到方向。另外，法律责任方面应做一定修改，现行法律责任类型不够全，力度不够大，违法成本有时还比较低，有些规定需要进一步明晰。

与此同时，一定要壮大反垄断执法队伍规模，加强能力建设，以适应反垄断法的使命和任务。执法应聚焦严重损害创新、严重损害国计民生和消费者利益的领域，对那些频发、多发垄断行为的行业，也要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