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南大学法学院消息，2021年4月10日晚7时，受全民阅读研究中心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张生老师莅临由湖南大学教务处主办的岳麓讲坛，作了题为“中国传统法治文明及其现代意义”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湖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舸教授主持。

张生老师现任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曾入选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历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等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是三大“常青树”，万古千秋，绵延不绝。它们的语言文字虽有内部更迭，却一脉相承。国家秉承的“规范权威主义”使得它们可以打破亘古不变的“王朝周期律”，承受多周期叠加的强烈共振，持续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

从西到东：文明相异奠定法治文明底色

西方的法治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的二元式“政教分离”制度体系。教会与政府各司其职，信仰指引与世俗治理各行其道，二者在社会的宏大背景下被“法律之手”巧妙自洽地整合统一。而伊斯兰文明则截然相反，秉持着“政教合一”理念，政府以高度有效的精神控制实现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治理与监管，而法律不过是其精神框架的具像化。

在“超稳定结构”理论看来，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国家的崩溃消逝意味着内部聚合力的丧失，但文明却以惊人的自我修复力得以延续。同时，任何一个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超稳定结构”崩溃的情况下，都会成为王朝覆灭与重构过程中的“风暴中心”。长安作为唐朝首都，于山河之异时满目疮痍，接而又一新城市作为首都迅速崛起，在下一次更迭中覆灭，如此循环往复。

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国家的政治版图上，战争爆发最频繁之地往往处于若干文明交接重合的“文明断层线”。张生老师以“新疆棉花”和“苏伊士运河堵船”两大当下备受关注的时事为例，细致深入地阐释了这一观点。

秦汉与唐：从严刑苛政到良法善治

纵观中国法治文明史，“超级国家社会”和“权威秩序”是最鲜明的关键词。“超级国家社会”主要涉及地理版图与人口两大维度。而中国古代统治者们面对广阔无垠的疆域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其治理难度与成本可想而知。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层层叠加，完备而平衡，共有政统、法统、社统和道统四个层面。其中，政统即政治系统，其核心主体是历代的文武官吏，他们经历层层选拔成为国家中的精英人才，各司其职，共同为君王处理军国大事，维护其统治的稳固。而法统则强调依法治国，与政统保持高度统一。

社统指社会系统，以家庭、家族为主体。因为“家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以及国家公权力的适当出让，致使中国古代家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促使家族发挥“民事法庭”的作用处理族中事务，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社统作为‘底座’，一旦被掏空，即使有再完备的法律、再强大的军队，国家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张生老师指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以人民为本。同时，道德价值系统也发挥着整合人民价值认同、批判现实和重塑文明凝聚力的独特作用。

秦朝施行依法治国，法律规定事无巨细，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但过重的法律责任会提高国家的治理成本，导致繁刑重赋、民不聊生。秦朝好战的军事理念也加速了它的灭亡，道统崩溃，将领揭竿而起，忠诚之心不再。

汉朝化“硬”为“软”，以道统的更换实现国家治理的升级。而唐朝则是法治文明史上当之无愧的“高光时期”：在制度层面强调权力约束，致力于公正廉洁建设，各级官吏分权制衡；在刑法层面删减死刑条款，对严苛重刑加以限制，将立法重点转为保障人权；在经济层面则实行“均田制”，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平。凡此种种，无不看出唐朝制度设计的灵活、成熟与精巧。而唐朝在经历八年“安史之乱”的猛烈冲击后仍没有覆灭，也足以体现国家体系的强韧。

传统到现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纵观古今，治理国家的法则并没有随着时代更迭而颠覆割裂。法治文明终究是文明体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必须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文明紧密配合，相辅相成。如今，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诉求，强调多元解决，离不开其他领域的借力与助力。权力保障制度和控制国家公权力是制度体系中最核心的层面，强调赋予人民更多权力的同时，也要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基于此，张生老师联系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实际指出：“提高高校建设必须求得章程实施，在维持既定秩序的基础上，给予科研一定的自主权与自由度以激发创新生产力。”

在提问互动环节，张生老师针对“如何从微观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官吏的行政权力与法治理念的平衡”这一提问，征引并对比张汤和张释之两位官吏的事迹进行解答。张生老师旁征博引，以轻松浅显的语言，向同学们展现了宏观视角下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的历史之路，博得了场下经久不息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