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王朝都是统一了天下、建立健全了比较好的重要制度、但却短命而亡，这就是秦朝和隋朝。所以，我国著名史学家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感叹：“秦非常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大，亦二世而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了他们的统治。”

　　说他们强大，不仅是因为他们都结束了天下分裂的局面，还在于他们都建立了为后世所沿用、且积极作用显著的一些国家制度。

　　先看秦朝。秦朝皇帝残暴，十五年而亡，但秦朝创立的制度却因其合理而被后世沿用，古人并不否认。宋代朱熹承认“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那么行于天下的是什么呢？近代谭嗣同在《仁学》中径直而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泽东同志在《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中也明确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的某些制度，今天也有所继承，例如，统一文字（“书同文”）制度，统一交通（“车同轨”）制度，统一度量衡制度，郡县制度，等等。

　　再看隋朝。隋朝皇帝虽然短命，但其确立或完善的一些制度却能为唐朝继承，不仅助力唐朝强盛，而且影响了后世。这里仅以科举制度为例。隋朝统一全国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曾下令“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二年创立进士科，试策取士。一般认为，科举制就此正式创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史家公认，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甚至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其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机会，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如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龢、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科举制度不仅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同时在世界历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的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也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古代王朝的平均寿命为二百年，但秦朝和隋朝虽然都有不朽的制度建树，前者十五年、后者三十八年即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连平均寿命都没达到呢？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虽有较好的制度，却没有与之配套的体现治理能力的政策、统治者人格等。

　　秦朝的一些制度虽然较好，但统治者的政策、人品素为后人不齿。著名史学家林剑鸣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既是开创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是一位稀世的暴君。他的残暴不能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一般原因来解释，也不能用秦国的历史传统为之解脱。他个人性情残暴、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等，乃是加重人民苦难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又使秦朝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又是一个暴君。秦朝十五年而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秦朝实际掌权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军功地主，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六国的豪族地主和普通地主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统治基础非常狭窄；二是统治特别残酷，军功地主偏爱暴力，取得政权后依旧“负力怙威”（《汉书·地理志》）；三是对关东地区的被统治者采取歧视政策，没有处理好秦国故地关中与新统治地区关东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

　　关于隋朝灭亡的原因，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指出：“在古代帝王中，隋炀帝可说是最不能接纳臣下谏诤的皇帝。”他经常对臣下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由于隋炀帝“护短拒谏”，臣下也就“钳口”不敢直言，“事皆称美”“君暗臣谀”（《贞观政要·求谏篇》）。国家政局一天一天地糜烂下去，终至不可收拾地步。

　　从秦、隋两朝的历史可以看出，长治久安不仅需要制度的优势，还需要与之相应的政策和统治者人格，如此才能显现制度的优势，产生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