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康赟

（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处置措施是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核心，事关金融稳定。当前相关立法的体系不清、细节缺失，不利于实现风险处置的“效率”和“公平”，更无法调和两者的潜在冲突。法经济学提供的三种视角有助于揭示处置措施的经济逻辑，进而指导规则的多元优化。“向后看”关注措施的当下效益，讲求高效善后。处置措施据此可分为增量型、过渡型和存量型三种功能类型，分别需要不同的规则加以约束或促进才能实现效率。“向前看”侧重措施的未来激励，关乎公平分配。法律应基于资金来源明确处置措施使用时的排序、底线和杠杆思维，以此保障公平。“向上看”用于权衡前两种视角的冲突，追求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处置措施的实施策略应根据总体金融稳定的状态进行调整，立法需澄清启用和停用相关处置措施的标准和条件。

　　关键词：银行风险处置；处置措施；商业银行法；金融稳定法；法经济学

许可

（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尽管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将“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作为并置的立法目标，但两者在实践中的平衡却依然困难重重。搜集、称重不同利益和价值并在比较正反观点后作出决定的“权衡方法”，由此成为直面挑战的最佳工具。立足于域外经验和中国实践，一套遵循权衡论证逻辑和国家机关功能分化原理的“两阶四层”权衡体系得以成型。在一阶权衡阶段，法律助力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基于“市场机制”开展自我权衡；在二阶权衡阶段，首先由立法机关依据“比例机制”形成客观价值秩序，再由行政机关采取“场景机制”和“风险机制”确立个人信息分类分级的权衡规则，最后由司法机关基于“诚信机制”作出个案调适。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权衡体系将不确定性的权衡方法转化为可证明的理性化决策过程，最终实现权衡的妥当性和可预期性。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衡体系；比例机制；风险机制；场景机制

樊传明

（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审判权与审判监管权的关系。院庭长实施审判监管权的机制是多元的。审判监管机制变动频繁，各种机制此消彼长，互为补充，动态转换。对监管有效性与法理正当性的平衡是贯穿在机制变动中的一个线索。透过表层的机制，考察背后的制度逻辑，会发现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管权的动因是强化审判权运行的整体联动性。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行使的审判权，被嵌入一个上下畅达、内外联通的权力和信息网络之中。个案的审判在监管机制的规束下，具有沟通司法政策，拆解和分担法院考核指标，绑定审判质效与人事管理，以及统一裁判尺度的意义。阅核制改革是院庭长审判监管权在实施机制层面的调整，其本质是原有制度逻辑的延展。

　　关键词：院庭长；审判监管权；审判权；阅核制

林一英

（法学博士，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工作人员）

　　摘要：2023年《公司法》修订，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在公司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的基础上，对公司制度作了修改完善。在资本制度方面，为便利投融资提供更多制度供给，强化股东出资责任，维护资本充实；在公司治理方面，优化公司类型和机构职权配置，提供更多治理模式供选择，提高公司治理的灵活性，降低治理成本，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经营管理者的规范，切实维护公司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进一步强化股东权利平等保护。此次《公司法》修订，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股东权利保护

胡丽文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出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中国反垄断法历来将反垄断事务界定为中央事权。然而，在近年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却将执法权一揽子授权和委托给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央地双层执法结构。这种分权执法模式和欧盟执法的非集权化改革以及美国“反垄断联邦制”的执法结构存在共通之处。基于过往执法效果的认知和域外经验的启示，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能通过事前限权的路径来追求执法标准的统一，而应该在充分执法的基础上构建统一标准的事后规范机制。对应地，业已形成的双层执法结构应被视为反垄断事务从中央事权迈向共同事权的转捩。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与共同事权属性相匹配的实施结构，包括中央执法工作重心的转向，地方执法行权空间的形塑，以及中央和地方统一执法标准的协调合作机制。

　　关键词：央地关系；行政授权；统一大市场；多层次治理；执法体制

敖博

（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师资博士后）

　　摘要：有组织犯罪是复杂且特殊的共同犯罪类型。区分制与单一制难以合理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归责问题，根源在于二者对有组织犯罪中构成要件实现方式的理解偏差。有组织犯罪下的构成要件由组织体作为一个整体所塑造，个人归责根据在于对组织体作为“危险源”的风险管辖义务的不履行。据此，有组织犯罪的共犯归责应以“整体—还原论”为分析框架：在整体论层面，应在“秩序说”基础上形成聚焦组织利益与组织规约的判断规则；在还原论层面，应合理界定各级组织成员的风险管辖范围，判断其在客观上是否履行了风险管辖义务，并对首要分子与其他组织成员的“故意”内涵作区别化认定。

　　关键词：有组织犯罪；共同犯罪；整体论；还原论

李晴

（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准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摘要：构成要件该当性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否以危害结果为必要，是确立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关键。危害结果指向具体行为对象，是现实的，既包括实际的损害，也包括可能的危险。以危害结果为必要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即结果不法，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即行为不法。行政处罚原则上要求令行禁止。行为不法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常态。基于行政处罚的谦抑性，结果不法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例外。争议较大的正当行为、不正当行为以及正当性存疑的新兴行为与危害结果叠加，构成结果不法。争议较大的正当行为叠加实际损害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正当行为与正当性存疑的新兴行为叠加现实危险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关键词：行政处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行为不法；结果不法；行政处罚的谦抑性

张梓萱

（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当债务人预期违约时，债权人得否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行使继续履行请求权，在学说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若采债权人之继续履行请求权加速到期的观点，将破坏履行期限与合同价格的关联性，并侵害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对给付标的的使用利益。差别对待继续履行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正当性。解除合同后产生的返还请求权不构成继续履行请求权加速到期。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对于一方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规定债务加速到期并不妥当。债权人通过将来给付之诉与保全制度可以获得充分保护，并无必要使继续履行请求权加速到期。据此，《民法典》第673条规定的“提前收回借款”、第408条规定的“抵押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第634条规定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第752条规定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或者应解释为债权人解除合同后产生的返还请求权，或者应解释为债权人有权提起将来给付之诉。

　　关键词：预期违约；继续履行请求权；履行期限；加速到期；将来给付之诉

孙维飞

（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摘要：《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是侵权法中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规范意旨在于填补损害、抑制侵权和保障行为自由。体系关联上，《民法典》中诸多规定属于该款之特别法。行为人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时，须以其行为有违法性为前提。若不将违法性作为独立要件，第1165条第1款所指示之构成要件可分为：可赔偿的损害、过错行为与因果关系。违法性既可用来阐明损害之可赔偿性，也可用来阐明行为之过错。各构成要件中，可赔偿的损害涉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区分以及纯粹经济损失之可赔偿性等问题；过错行为在第1165条第1款并未被区分为故意和过失，可以理性人标准统一判断；因果关系上可采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分法。过错和法律因果关系都涉及可预见性，前者中的可预见性针对“某种”不合理的损害，而后者中的可预见性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这种”损害。就一般侵权构成要件中法理，须结合重点案型，如应收账款确认案型、医疗损害参与度案型、指导案例24号案型等，进行阐明。

　　关键词：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可赔偿的损害；过错行为；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