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经典与当代”笔谈

编者按：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能离开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境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其思想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内在统一的结果。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制高点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去真切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原则的高度上对其加以推进。为此，本刊特邀两位学者以笔谈方式，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经典与当代”展开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陈先达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丰子义

2. 感性的思想谱系与审美现代性的转换

摘要：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现的感性觉醒是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成果，同时使得文学艺术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德国古典哲学将感性逻辑化、系统化，构建了人的主体能力、意识活动和精神历史相统一的理论形态，创造了与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现代性相成互补的审美现代性，在丰富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推动了近现代西方文艺发展高潮的到来。马克思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出发，以扬弃的立场、批判的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传承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感性主体化、精神本质化的观点，将感性跃升为人的历史性存在和社会实践主体，昭示了感性的客观现实的真正本质，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感性的思想谱系转换，为审美现代性确立了社会存在与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定性，为当代文艺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与社会意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 审美现代性 感性

作者张政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 102488）。

3. 中国哲学研究反思：超越“以西释中”

摘要: “中国哲学”的概念首先出现于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法国最早，德国最为系统和深入，日本最多；德、日均出现了多种多卷本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国哲学”在东亚的出现则是世界历史形成、东亚近代化的产物；其内涵是传统的断裂和对象性态度的形成。对整个世界范围的中国哲学研究进行反思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研究，实质上只有“以西释中”一种模式；不同的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有不同的适合度；中国哲学的价值大多也是靠西方哲学来挺立的。这既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提供了将西方哲学置于中国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考察的可能。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应采取诠释性的建设立场，以期在道德哲学方面对当今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中国哲学学科 以西释中 对象性态度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作者乔清举，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4. 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西方经济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并给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其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的结果，并提出以市场化和地球工程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其非正统经济学者则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结果，主流方案无法根本解决气候问题。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归因于资本积累的扩大，认为新自由主义下市场化的气候治理，将增加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重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范围的行动，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式”大众运动，通过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气候变化 气候治理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大众运动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程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872）；李安，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博士生 (Amherst, MA 01003）。

5. 贫富差距扩大的政治效应——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选举政治变迁研究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北非地区，经济社会问题演变成为政治秩序危机；在欧美国家，对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虽未危及政治秩序，却引发了社会骚乱。在竞争性政党体制刚刚兴起的东亚地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最近5年来的重要选举运动显示，虽然历史遗留问题和高度政治化的议题继续存在，但经济增长优先或分配公平优先已普遍成为政党选举竞争的核心议题。这种基于公共政策竞争的新型选举政治在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正深刻影响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

关键词：贫富差距 公共政策 选举政治 东亚政治

作者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4）；巫永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6. 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在体制框架下系统推进。法治中国所依赖的体制框架，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塑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系统回应了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民主传统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本土资源等核心命题，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在以人民主权为逻辑起点的“执政党—政权—人民”的宪法体制中，协商民主发挥了功能耦合的作用。人民主权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而获得政治正当性，从而将执政党的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协商民主构成国家决策的实质过程，由此可建构起“执政党—政协—人大”的内在逻辑链条；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则是政治协商的延续。由此，法治中国建设所依赖的体制框架得以清晰展现。

关键词：协商民主 宪法体制 法治中国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政协制度

作者马一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 430073）。

7. 地方法治建设及其评估机制探析

摘要：超越国家整体主义法治观的分析模式，按照法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可以把法治类型化为国家法治和地方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地方法治的具体实践。地方法治现象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的表现形式，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法理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鼓励并支持地方法治化，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地方法治化体现在法治的“文本—行动—观念”三个层面，即在地方实现制度系统的法治化、行动系统的法治化和观念系统的法治化。地方法治建设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指标体系也应依此设置。地方法治在建构过程中应当与法治评估同步，要求做好顶层设计，进行地方立法评估，健全地方法治工作绩效考核机制，运用法治指数从整体上评估地方法治化水平。在坚持国家法治统一性的前提下，加强地方法治建设，优化地方法治评估机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行动，也是从整体上实现法治中国最终目标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依法治国 法治中国 地方法治 法治评估 法治指数

作者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重庆 401120）；张善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重庆 401120）。

8. 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

摘要：自唐宋而下，古人对竹枝词的观念认知，大致呈现一个从采风转向纪风、从写情转向纪事的过程。继而，随着清初竹枝、棹歌二体的合流，乡党掌故大量入诗，“风土即竹枝”的观念逐步生成，并出现了泛风土化的发展趋势，杂咏、杂事诗、地名百咏等地方诗歌体类纷纷向之靠拢。这种表象上的文体聚合，实质上是宋以后地方书写中的纪行诗、风土诗、景观诗三大诗歌类型的功能聚合，体现了中国近世文学发展中的地域化、陌生化、庶民化特征。只有动态地厘清包括竹枝词在内的诸多风土诗歌体类的层次和边界，它们的发展脉络才能显现出来，风土诗歌在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价值张力方能调和，其学术意义才能得到均衡、多维的展现。

关键词： 竹枝词 风土诗 地方书写

作者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310028）。

9. 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承续

摘要：中国新文学虽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气势，但并未割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虽倡导西方人文精神，但并未建立起西方文学的审美价值观。由于汉语思维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延续性，新文学不可能背离母体文化而完全“西化”。因此，全面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我们必须关注它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以及它以“传统”反“传统”的运作策略，而不是刻意阐释它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必然关联。新文学必定是“中国”的新文学，无论外部因素如何干扰或参与，都不能改变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更不能改变其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这是我们理解新文学现代性的首要前提。

关键词：新文学 传统文化 批判与承续 现代转型

作者宋剑华，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2）。

10. 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

摘要：秦汉华夏帝国的疆域一度大举扩张。然至西汉中叶已无力推进，被迫收缩。汉代置而又弃的数边郡，标示了帝国扩张的极限所在。限制扩张的因素主要有三，其中前人忽视的因素是原住人群的政治体形态。规模较小的华夏式高级政治体最易被吞并；散居而无稳定政治体的山地人群最难被统治；两极之间尚有种种中等规模政治体，可借间接统治纳入帝国体系，最后可能变成正式郡县。南方山地多被平原上的华夏网络分割包围在网眼中，政治上破碎分立，只能形成中等规模政治体；山地经济的不自足性又使其依赖与平原地区华夏网络的贸易，无法远离帝国封闭生活。南方山地由此成为华夏帝国长期扩张的突破口。

关键词：华夏帝国 扩张 华夏网络 南方山地

作者胡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