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专题研究

 “新的历史特点论”：党中央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历史基座　　尚庆飞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思想主线　　严书翰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新治理观　　朱光磊

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张文显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新局面，体现了党中央卓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仅是我们党科学把握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 新成果，而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党和国家全局工作，进一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遵循。为深入推进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约请相关学者开展专题笔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尚庆飞认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所以形成了完整的逻辑结构和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关键在于科学回答了治国理政实践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特征。“新的历史特点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科学判断历史方位这一宝贵历史经验的继承与运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重大继承、创新与发展，构成了当前治国理政实践赖以科学推进的历史基座。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严书翰指出，在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地体现在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历史结论与人民选择、中国奇迹与思想主线、中国道路与中国贡献等四个维度。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思想主线，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切实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把对国家的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到新的水平，赋予了“治理”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更为崭新而明确的时代内涵，形成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治理观，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转变政府职能在推动政府发展和实现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基础性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团队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强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的关于法治的思想，为坚持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关于法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法治领域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树立了理论发展守正创新的典范。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

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登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摘要：将能源要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构建1998—2013年“地区—部门—时间”三维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将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及分解研究拓展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新时点，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低下，资源配置扭曲导致1998—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42.7%；2003年后的重工业膨胀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危机冲击中国期间资源扭曲程度比其他时期高12%，然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有所下降；基于“反事实”策略对资源配置扭曲的分解显示，地区间与部门间的扭曲可以解释总扭曲的51.6%与48.4%，资本、劳动、能源要素扭曲对总扭曲的贡献率分别为43.8%、21.2%与36.1%。近年来，能源扭曲逐渐超越资本扭曲，成为中国资源配置扭曲的首要贡献者，亟需关注。

关键词：资源配置效率　能源要素投入　“反事实”分解

财政绩效评价：理念、体系与实践

郑方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廖逸儿(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卢扬帆(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绩效评价包含支出和收入绩效评价，旨在追求公共财政的公信力，体现评价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始于2003年由财政部门主导的我国支出绩效评价实践开启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序幕，但本质上仍为政府内部的目标性评价，甚至说是审计的简版，存在着理论悖论和现实矛盾，体现为体制机制不顺畅、目标功能不明确、组织流程不规范、法规依据不充分、技术体系不科学、结果应用不到位，难以形成有效的纠错及监督机制。现实条件下，构建由人大主导、政府部门协同、第三方实施的财政绩效评价新模式具有理论的必然性与现实的可行性，指标维度指向资金投入、过程监管、目标实现与社会满意。

关键词：公共财政  绩效评价  理念价值  评价主体  指标体系

论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构成

朱芒（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摘要：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实际案例（“母本”裁判文书）为基础编写而成，内容中不同的逻辑框架会对此后的同类判决产生不同的规范作用。指导性案例的编写过程涉及纠纷解决与政策形成这两种不同的司法判断方式应该加以区分，指导案例如果进行立法目的的解释，在推导出成文法规范的时候，除了建立理所当然的结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考虑了什么因素，以什么样的逻辑框架进行推导立法目的或立法意图。提出案例编写应自主接受“母本”裁判文书中事实内容和裁判理由中主干逻辑框架的拘束，补强理由中的论证理由的规则。

关键词：指导性案例  判例分析  法律解释  判例功能

从“形与体之辩”到“体与理之辩”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范式之嬗变历程

贡华南（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摘要：随着“形”到“形而上”的演化，先秦哲学确立的“形”范式遂逐渐转换为“体”范式。魏晋之际，新形名家再度崛起，高扬“形（名）”。作为对此的回应，其他思想家则分别从儒家、道家立场出发，以“体”来拨正“形”。王弼将“形”与“体”划分为两个层次，“形”为实存之“然”，“体”为“所以然”，从而使“形”彻底被贬抑，“形体之辩”最终自觉确立起“体”范式的主导地位。宋儒一方面以“未尝无”、“见在底”与“合当底”统一来诠释与规定“体”，继续推进相应思考；另一方面，将“理”提升至“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进而以“理”规定“体”。作为“所当然”的“体”被用于摹写“人”，但不能用来描述“物”，“体”的描述功能被挤压而受限。由此，“理”压倒“体”而被确立为新的思想范式。从“形与体之辩”到“体与理之辩”，“形”、“体”、“理”三范式的自觉嬗变，呈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脉络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关键词：形  体  理  形与体之辩  体与理之辩

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念和哲学概念的起源

王小盾（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在书写产生之前，人们主要用听、说来交流和传播知识。通过长期实践，上古中国人建立了对耳和听觉能力的认识与崇拜，也建立了与视觉相对的听觉知识系统，亦即由气象学、历律学、诗学、度量衡学、阴阳学说和各种夜晚知识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以“风”“气”为核心概念，在以耳听风、以音律察气、以声音通神、吹律管听军声、发人声听军声、吹律命名、候气等仪式活动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三才”“阴阳”“丝竹不如肉”“声气相应”“听之以气”“同律度量衡”“乐从和”等理论。其承载者则是与“史”相对、以“师”为名的瞽矇集团。直到公元6世纪或更晚的时候，中国主流音乐一直保持了轻节奏、轻旋律而重音高的传统，强调“平和”“雅正”的传统，“律”“历”合志的传统，神秘主义传统。这都反映了“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的历史过程，有助于重新认识乐、律等事物的起点和初始本质。

关键词：用耳  听风察气  听觉知识系统  音生于律

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在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的眼中，美国逐渐成熟的大众文化对欧洲古老的高雅文化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他们在传统社会享有的既得利益，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欧洲知识精英逐渐形成了以贬抑为主要内容的美国观，在与欧洲的比较中虚拟出一幅美国社会或美国人的负面形象。他们的美国观旨在通过树立一个文化的“他者”，来加强欧洲在整体上的凝聚力。从历史发展来看，欧洲知识精英总是在抨击美国文化中唤醒人们对传统的眷恋和维护，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大加挞伐或对美国人文化“征服欲”的揭露，成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19世纪欧洲文化精英的美国观为20世纪以来欧洲反美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知识精英  “他者”  欧洲文化  美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