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与政治美学

摘要：近代美学把艺术之美作为美的唯一范本和美学的唯一立足点，从而成为文艺美学。文艺美学以艺术的自主性和审美经验论作为其基本信条，失落了艺术作为“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这一原初的反思性本质，成为当代艺术危机与衰落的理论根源。未来美学的新转向是从文艺美学转向政治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理解从“感觉的完美性”转向“存在的完美性”，恢复美学的理论思维和超验维度。当美学的立足点从艺术转移到政治，以“制度之美”和“人性之美”作为美学的立足点去反思存在的完美性，美学就成为政治美学。政治美学是美学的原初形式，柏拉图作为政治美学的开创者，发现了政治作为对制度之美与人性之美的创造和理解乃是一种知识，真正的政治即“最好政制”乃是一个哲学的界面，以此为政治美学奠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性的批判性考察，不仅把“自由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改变现实世界的目标，同时更是作为对制度与人性的彻底理解和更高真理，以此将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带回到对最好制度与最美人性的创造与认知界面，从而恢复并光大了古典政治美学的原初问题和理论传统。

关键词：文艺美学　政治美学　柏拉图　马克思

作者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长春　130012）。

2.资源错置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摘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分布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层级体系优化的必要条件。从资源错置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偏离了由生产率分布决定的最优。规模扭曲系数与生产率负相关，高效率的企业因“约束”而无法长大，低效率的企业因“补贴”而不合理膨胀。这提高了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使得大企业和小企业数量不足，而中间规模企业过多。资源错置破坏了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对应关系，造成先进生产力利用不足，落后产能过度扩张，同时削弱了相关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资源错置　企业规模分布　生产率　产能落后　产能过剩

作者李旭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00）；罗德明，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杭州　310000）；金祥荣，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杭州　310000）。

3.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化解产能过剩及破解“胡焕庸线悖论”双重难题，构建资本跨区域流动两国三区域模型，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及国际产能合作战略进行理论解析，结果发现：产业布局向“胡焕庸线”右侧过度倾斜，加剧了个人经济理性与社会集体理性的不匹配，弱化了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效果；而且中国产业布局在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益之间呈现钟状曲线特征，客观上要求由Krugman的“从分散到集聚”范式向Helpman的“从集聚到分散”范式转换。为此，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需要国际产能合作和负面清单管理双管齐下，实现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与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在空间上的功能互补。通过再造以我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强化中国在“一带一路”价值链中的龙头地位。

关键词：产能合作　重塑经济地理　胡焕庸线　国际生产体系

作者吴福象，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教授(南京　210093)；段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博士生(南京　210093)。

4.“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

摘要：全球正在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并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与规则，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正在被系统化地重构，全球治理演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当前，全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低效率现象严重，现有公共管理、国际治理方式还不能适应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内生复杂性、测不准性、脆弱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复杂性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机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离不开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系统研究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复杂性机制，构建面向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文化与机制，形成辨识、化解风险的协同治理及反脆弱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全球风险社会　社会治理　复杂性范式

作者范如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5.“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汶川震后三期追踪数据

摘要：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对高层与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影响。将汶川震后30个村庄数据纳入模型，发现拜年网规模、乡以上干部网规模、本村人信任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作用。建构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使不同层级政府信任趋于平衡：合作性好的个体和社区有较多渠道解决自身的民生问题，在对接政府和各界资源时，能够显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与政府的交流互动，从而增进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

关键词：政府信任　社区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　信任落差

作者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帅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西安　710049）；杨鲲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6.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

摘要：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是深化财税改革和建设法治财税的重要举措。我国应在法律层面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通过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各级政府履行事权。赋予政府事权是为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在明晰政府职能边界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手段、遵循谦抑原则厘定事权范围。事权划分的经济标准更为基础，法律标准对由经济标准导出的划分格局进行调适。事权可分为立法监管和事权实施，现行法律体系对立法监管事权的配置相对合理，但其中法律监督、特别是司法事权应适当向中央集中；在事权实施层面，现行制度为行政化分权留下空间，且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同质化较明显。事权划分法治化要求制定财政基本法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政府间财权划分和转移支付体制的优化、预算硬约束的实现，是事权划分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通过对公民权利体系的法律确认，可以促进法定事权的落实。

关键词：财税体制　事权划分　基本权利　法治化　国家治理

作者刘剑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　100871)；侯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　430073）。

7.我国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模式的转变

摘要：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实行的是单一调整模式，劳动法对所有劳动者实行“一体适用、同等对待”，这种模式产生了诸多问题。现实中，由于用工形式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从属性”的弹性，雇员类型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典型雇员，还存在从属性较弱的“类似雇员的人”以及其他特殊雇员。为此，应更新劳动法的立法理念，在坚持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的前提下，根据具体场景，考察不同类型雇员的差异，进行相应的规则设计。在立法技术上，应打破传统的针对所有劳动者的综合立法模式，向针对特定类型主体和特定事项的专门立法模式转变，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模式实现分类调整和区别对待。

关键词：劳动关系　劳动者　法律调整　类似雇员的人　特殊雇员

作者谢增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20）。

8.跨学科视域下的语言研究及其方法

编者按：当代社会发展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任何重大的问题都具有高度综合性、整体性，无论是问题的发现还是解决，已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需要多学科融合，而这首先就以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为前导。从跨学科的立场思考语言与语言生活，有助于拓展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路径与视野。为推动相应的学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与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于2015年5月举办“第四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语言学研究的跨界对话”。本专题三篇论文，即选自此次讨论会的成果。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认为，在人类语言媒介物由声波到光波再到电波的历史发展中，适应各种语境、各种交际工具的语言交际变体，以及语言的词汇、语法、语篇表达逐渐丰富，使语言的功能得到极大发展。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乃至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当今已经进入网络媒体时代，“语言装备”和语言生活也获取了极大进步，这与新媒体语言的发展一起，对当今的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赵蓉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语言的社会功能获得空前发展。语言不但是交际工具、认知工具和信息载体，更成为社会构建的手段、社会认知的途径。当下，语言作为硬实力的要素可以成为现代国防的战备资源，能够影响经济潜力，催生语言产业，还是科技实力的核心要素；语言作为软实力的要素和标记，可以充当政治象征，作为公共外交的媒介与途径参与话语权的建构与争夺，是当代政治活动的基本形态之一。语言社会功能的扩大将促使语言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更深度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行主张，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共享许多相同或相通的研究范畴和方法，语言学的位/非位将具体语言语音系统的社会心理属性和超语言语音的生理物理属性区分开；民族学的主位/客位则用以区别“从内部”还是“从外部”观察和解释一种文化。上述区别均涉及语言相对性和文化相对性、语言普遍性和文化普遍性、语言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等问题，“语言相对性”因无法得到验证而受到语言学的冷落，而“文化相对性”却构成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文化、语言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和相似的功能，而相关研究方法也多有相互借鉴和沟通。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宇明

语言社会功能的当代理解　　赵蓉晖

“位/非位”与跨学科研究方法　　黄行

9.近代中国乡村改造之社会转向

摘要：近代中国的乡村改造理论与实践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向，到20世纪20年代，农村问题成为人们进行学理探讨和社会改造的核心概念。各派的解决理路和解决方案互有交集，但各具特点。服膺欧美功能学派理论者以单独的村、市镇或县为单位从事改造，中华农学会及留日农村经济学者侧重从租佃关系探求出路，国民党则从经济、技术和组织层面入手展开“新农村建设”，中共及左翼团体超越诸派，观照内外，从社会化角度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各派试图借助乡村的工业化、都市化或社会化等手段，转换乡村与都市空间关系，同步造成现代农村的新形态，然而却不免陷入改良的泥沼，终被中共的农村革命理论和政策所湮没。

关键词：农村问题　农村社会学　农村改造　农村文明

作者杨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家庄　05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