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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发布日期:2016-08-11 来源:互联网

1.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

编者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主题之一。自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中,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将国家的繁荣与人类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十分迫切和必要。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策划了本组稿件,试从国际关系视角,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为出发点,分析和辨明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我们邀请了六位作者,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蔡拓、刘贞晔,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志敏,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教授吴志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副教授姚璐。六位学者共从五个命题展开,分别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以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通过这组稿件,我们不仅试图回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理论关系,而且希望借此为中国如何在承担大国责任与获得自身发展之间取得良性互动,探索一条可行的实践之路。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  蔡拓

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 陈志敏

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吴志成

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  刘雪莲 姚璐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  刘贞晔

 

2.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

摘要:中国转型秩序的形成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也是国家在转型时期的特殊角色和职能界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增长和维持稳定的双重治理目标,这需要同时承担作为现代政府和国家资本的双重角色。为此而进行的治理结构调整的特征表现为:对市场让权,但保留政府定价权;对地方放权,但保留中心工作权;对社会确权,但保留组织准入权。这一“准分权治理结构”在机制层面引发的外部性表现为:集体福利机制消散、日常生活安全机制缺失和政府市场获利机制构建。这可能会影响政府职能的工具化和公共权力的资本化,并由此产生社会权利分配失衡、财富分配失衡与风险分配失衡,即社会不稳定。

关键词:转型秩序 准分权治理结构 制度逻辑

作者何艳玲,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广州 510275);汪广龙,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3.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分析——基于生物完整性的视角

摘要: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的完整性,代表物种的本质。人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异源转基因技术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应伦理地拒斥;而同源转基因技术一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可伦理地接受;基因内修饰技术(尤其是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需具体分析。相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物种完整性损害的伦理拒斥,转基因技术对生物个体的肉体和精神完整性以及基因完整性损害的伦理拒斥,要弱一些。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应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并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 生物完整性 环境伦理

作者肖显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732)。

 

4.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

摘要:在批判性地考察19世纪美国学派关于“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以及深入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和科技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就第三次工业革命性质提出的“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和工业智能化的理论认为,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以机器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智能化是工业化的新类型及高级阶段,“资本的智能生产率”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关键词:美国学派 马克思 第三次工业革命 生产率 工业智能化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天津 300071)。

 

5.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与吕守军先生商榷

作者马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大卫·科兹(David.M.Kotz),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莫斯特分校(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Amherst)教授;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McDonough),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NationalUniversityofIreland,Galway)教授。

 

6.公民参与行政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摘要:公民参与行政是现代社会对行政活动本质认识深化与社会复杂变迁的产物,也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需要。然而,由于其受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双重固有逻辑的影响,在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风险,给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都带来一定的损害。有效地防范公民参与行政的风险,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逻辑作为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建构包括法律保留、正当程序、透明度和问责制为核心的规则体系,避免“劣质的参与”,真正实现合法行政与良好行政的双重现代性目标。

关键词:参与行政 风险 公共领域 正当程序 问责制

作者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7.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

摘要:财产权保障是私法的核心内容之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被写入近代宪法。但随着20世纪以来法律社会化的潮流,私权不再“绝对”而受到公法的规制,财产权社会属性也为现代宪法所确认,其标志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的颁布。传统的民生思想与现代的社会本位理念相结合,使得近代中国宪法财产权的规定在内容及体系安排上,与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相较有所不同。在近代中国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保护财产权的民法典与限制财产权的社会本位立法同时引入中国。当代不少人拘泥于所谓宪法财产权的“形式主义陷阱”,将宪法财产权条款与市场经济、法治联系在一起,片面强调没有宪法的保障就没有财产安全也就没有自由、繁荣的市场。这是对财产权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解。

关键词:宪法财产权 社会性权利 生存权 社会本位

作者聂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4)。

 

8.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

摘要:当代家庭的重要性提升和家庭能力弱化之间矛盾的化解,需要家庭政策的支持。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这一间接家庭政策为剖析我国家庭政策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这一政策的实施虽取得积极成效但仍不理想的状况,折射出我国公共政策中家庭视角的缺失。这一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体制机制原因:政策制定的初始条件限制和路径依赖、决策的应急性特点以及决策体系的结构性因素。建议重视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将“支持家庭发展”纳入基本国策。

关键词:家庭政策 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 义务教育政策

作者徐晓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9.创新与跨越:美学研究的三种路径

摘要:美学不只是研究“美”和“艺术”,而是研究人与对象世界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美学研究可能存在的三种路径和形态:生物美学、实践美学、符号美学。它们分别针对三个领域:自然、社会、艺术。美学在自然领域研究的是基于生理又超越生理的情感问题,在社会领域研究的是基于工具又超越工具的情感问题,在艺术领域研究的则是基于符号又不断超越既有符号的情感问题。美的判断在自然领域应与自然的进化方向相一致,在社会领域应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吻合,在艺术领域则是与精神的提升相呼应。三条路径在历史演进中并非逻辑演绎中的线性关系,而应该是一种首尾相应、薪火相传的承继关系,因此它们相互交叉而又各有侧重。

关键词:美学 生物美学 实践美学 符号美学

作者陈炎,山东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原教授(济南 250100)。

 

10.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

摘要:上古中国,真正的王权是夏商西周王朝国家之王支配天下的最高统治权,它与三代多元一统的复合制大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它的诞生以夏王朝的出现为标志。王权与王的称谓有联系,但又并非绝对等同。这一方面是在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凡是直言王者皆指商王周王;另一方面是金文中还存在某些边远地区的小邦邦君称王的旧俗。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王,体现的是王朝的王权;个别的边远小国也自称为王,体现的是小国的邦君君权。“王”的称谓之所以并存于这两类不同形态的国家之中,即在于“王”字和“王”的称谓起源于作为军权象征的斧钺。夏王朝并非中国最早的国家,尧舜禹时代是已形成国家的邦国林立并组成族邦联盟的万国时代,夏王朝“天下共主”的王权源于万国时代族邦联盟的盟主权,是由盟主的霸权转化而来的。

关键词:王权 王朝国家 复合制结构 华夏礼制

作者王震中,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开封 475000)。

责任编辑:徐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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