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王韶兴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韩水法
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从哈贝马斯到利科……何卫平
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李静 刘霞辉 楠玉
财政收入绩效评价:兑现减税降费政策目标的价值工具……郑方辉 费睿
多边贸易、市场规则与技术标准定价……马一德
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王成
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邓燕华
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方长安
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王先明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内容摘要：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中国现代化的客观性内蕴政党政治的历史必然性，其民族性与时代性则赋予中国政党政治成长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及其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百年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牵引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宏阔实践中，以鲜明的“根本性的价值定位”、“前提性的理论引导”、“主导性的制度支撑”、“目的性的价值牵引”以及“关键性的政治保障”，将自身价值与中国现代化融为一体并发挥统领性的主导作用，以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最独特的实践特征和最显著的文明贡献，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赢得了中国社会奋力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巨变，进而深度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时代性变迁。这既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中国现代化互动的经验集成与理论创造的核心标识，也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世界强大政党、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支撑和价值引导。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治党治国

作者：王韶兴，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济南；250100）。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并日益深入地普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对人类理智能力及其独尊地位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亦导致了人的性质的变化。流行的意见面对人工智能持续提升的紧迫压力和人的性质变化的冲击，采取了分裂的和矛盾的立场，既否定人的变化的必然性，又对人工智能的可能前景束手无策而怀悲观失败的心态。这种挑战和现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涉人的哲学基本问题，亦再度激发人文主义的核心关切。今天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类在认识、发明和制造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并不断促进它们升级的同时，也持续地增进和提升了自己的理智能力。从现在起，人类必定要有意识地见证和促进自身的进化。此种发展和进化在今天业经呈现出文化的与物理的统一趋势，这正是人们应对充满各种挑战的人类前景而坚持积极观点的根据所在。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文主义；人的性质；进化

作者：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从哈贝马斯到利科

内容摘要：利科曾谈到过西方解释学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性质的两次转向：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从方法论解释学到存在论解释学。而笔者认为解释学正在发生第三次转向，那就是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相结合的解释学，其代表就是哈贝马斯和利科。哈贝马斯是这一转向的开始，而利科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它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狄尔泰，这在当今具有广阔而又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解释学；第三次转向；哈贝马斯；利科

作者：何卫平，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武汉；430074）。

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加强人力资本建设

内容摘要：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的微观基础，构建企业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配置为切入点，刻画企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应用效率的均衡选择，以及由其决定的最优增长路径。结果发现，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可以推动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且是选择最优增长路径的重要条件。其成功的实施需要政府在宏观结构上，积极推动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的科教文卫体等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人力资本错配；技术应用效率

作者：李静，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合肥；230601）；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楠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36）。

财政收入绩效评价:兑现减税降费政策目标的价值工具

内容摘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税负是量化政府执政为民的坐标。推行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要求审视政策逻辑、评价政策绩效、驱动政策落地。由于财政软约束是推高宏观税负的主因，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部署，财政收入绩效评价融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遏制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理性与任性、重构国家治理关系，提供了制约机制与标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税费成本反照结果导向，税负痛感凸现满意度导向，成为重要的评价维度及关键指标。理论与经验表明，避免“诺思悖论”、激发民间活力、倒逼体制改革，财政收入绩效评价作为财政决策的纠错纠偏机制和税负水平的度量方法,能有效遏制税负攀升、降低税费成本和税负痛感、提升公共财政公信力和执行力。

关键词:财政收入；政府绩效评价；减税降费；税负痛感；预算绩效管理

作者：郑方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绩效评价中心)、法学院教授(广州；510640)；费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广州；510640)。

多边贸易、市场规则与技术标准定价

内容摘要：技术交互利用催生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许可贸易是全球多边贸易的重要内容。单边技术标准定价规则引发大量诉讼，使得以技术为生的市场主体疲于应对，无暇升级自身经济结构。技术标准的推行需要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作为技术标准的法律形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定价规则是多边技术贸易规则体系的核心内容。现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定价规则表明，不同国家基于各自利益，在多边贸易体制外主动或被动制定单边规则，致使技术标准定价规则碎片化。以市场因素整合技术定价规则，重塑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实现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现代化，增强多边贸易体制对全球价值链的适应性，是解决技术标准定价规则冲突的可行方案。倡导建立以市场为标准必要专利定价规则，使不同层级发展水平的国家能够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共享技术革命成果，以此推动全球均衡、包容、普惠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多边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标准必要专利；市场定价

作者：马一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特聘教授（武汉；430073）。

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

内容摘要：现代科技带给人们安全和便利的同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类的异化力量。现代科技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讨论的宏观背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重公法、轻私法，缺乏民事基本法的规则支撑。在法律体系中，民法是保护人之主体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基础规范，能够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体系支持。相应的立法设计应当区分个人信息与数据的保护，确立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补强利益关系中最弱的一方。在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中，间接保护模式和法益保护模式都存在缺陷。权利保护模式更适合中国的立法及司法现实。个人信息权可以嵌入到既有人格权规范体系中，实现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采取权利保护模式。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科技异化；保护模式；民法典

作者：王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内容摘要：社会组织可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切实发挥作用，而实际效果如何取决于情境性因素。通过讨论社会组织和社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提出情境合法性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究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些特征。所谓情境合法性，是指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具体的项目时需要获取来自服务对象和基层精英的认可与支持。享有较高声誉的社会组织，往往比较容易获得项目支持，并与社区权力精英建立合作关系，甚至取得初步的绩效成果。但是，组织声誉并不一定有利于情境合法性的维系。高度的组织声誉一方面有可能提高服务对象的预期，约束组织的策略选择，使其绩效表现难以满足服务对象，进而失去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高度的声誉使社会组织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和议价能力，但当这些优势发挥到超过社区权力精英能够容忍的程度时，权力关系将会恶化，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逐渐流失。失去服务对象和社区权力精英的认可与支持，社会组织的项目无法持续，相应的社会建设也就难以推进。

关键词：情境合法性；组织声誉；绩效表现；社区关系

作者：邓燕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

内容摘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诗教”作为儒教传统失去了昔日的正统位置，在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中隐身。但它并没有消失，现代诗人传承了其政治伦理情怀和精神，以新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动员为诉求，解构《诗经》的经学本质，使古代诗教失去赖以进行的底本，为新文化启蒙和新诗出场清理场地，从而建构具有现代诗教特点的诗学体系。然而，在反传统语境中，现代诗教只能以现代文化启蒙、社会革命动员这种间接身份参与新诗建构，致使现代诗人未能处理好民族传统与西方诗歌经验、新诗创作与民族历史书写等关系，压缩了现代新诗参与人格培养和文化建设的空间。今天，我们应站在民族文化自信的立场，重新研究诗教传统，发掘其精髓，阐释其价值，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历史担当意识探索并建构当代的诗教文化。

关键词：诗教传统；现代转化；新诗建构；当代诗教文化

作者：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内容摘要：道光咸丰之际，中国社会中逐步出现了一个以绅董为主体的地方社会治理权属体系。这一具有历史趋向性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例不用绅”的惯制，建构了绅董自主、官为督察的地方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传统的“官役制”逐步被弱化。这一“隐性制度”在各地规制上尽管各有不同，但 “地方事尽归绅董”的历史走向却大体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绅董治理地方社会的权属范围十分广泛，完全溢出了“官役体制”所属内容。随着清末新政实施，绅董对于地方治理权属超越了“旧政”规范，并在地方自治制度的构建中，开启了地方治理体制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绅董；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近代转型

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