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再反思·
历史规律的辩证性质——马克思文本的呈现方式
摘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性的探讨视为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在《资本论》中,这种理论特点通过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方法论而清晰地展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凭借这样的辩证解读视角在历史观解读上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对这一点的强调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当代国外学界从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二元论框架来解读唯物史观的理论努力进行有效的剥离,从而使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作出更为清晰的把握,而且还能使我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上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一般规律 特殊规律 唯物史观 辩证统一
作者: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南京210023)。
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
摘要:民族文学观是对文学与民族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辩证的思想张力,显示出以时间性为表、空间性为里、多元一体、边界明晰、纵深多层的民族共同体空间意识。在话语实践上,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主要借助核心概念民族性进行表述,而民族性又常常借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概念表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应当重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诗学,充分阐发其多元开阔的审美共同体意识、辩证的思想张力、包容共生的文学伦理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文艺本质论。
关键词:现代中国 民族文学观 共同体诗学 辩证张力 文学伦理
作者:谢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震龙,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州350007)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
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运用
摘要: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总结与归纳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策机制与模式匹配,有助于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为更长时段的国家治理调整提供思考。长期以来,我国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或新型政策体系的决策实施中,形成了国家治理中的行政主导机制,实现了较高的治理效率。新时代的政策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公众对政策问题解决、决策科学性、政府治理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以精准施政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也正在配合着政策对象的多元趋势,演化出了多方博弈机制和影响网络机制,契合了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机制的运用从单一走向多元意味着治理形态呈现权变特征,而政策机制运用的转型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重大政策改革中,公共政策类型的分化与行政主导机制不匹配带来的施政挑战亟须关注。通过灵活协调使用各类政策机制,能够减少模式匹配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保障全面深化改革效果。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 政策机制 权变策略 国家治理
作者:赵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084)
·全球化与价值冲突·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
摘要: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已致当今全球经济频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构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模型,测度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前向与后向关联度,解析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对GDP构成的影响,实证分析总体表明,2001—201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规模仍在扩张,须对国际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关键词:马克思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自我循环 投入产出
作者:刘晓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双重基础
摘要:为保护自身的网络空间安全,各国纷纷立法,由此形成了网络空间国家化趋势。然而,这一趋势越是加深,网络空间安全秩序内含的矛盾越发凸显,这源于封闭性的国家立法在面对具有跨越性的网络空间时,立法目的难以达成,而隐藏其后的则是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二元论对立思维。我国《网络安全法》中的网络数据和《数据安全法》中的数据的认知差异深受这一思维的广泛影响。为此,需回到网络空间本身的跨人格性、跨国家性与跨空间性等属性,反思我国现行网络安全立法。在明晰主权国家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确立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双重基础,构建一套包含立法理念、基本原则与体系构成要素的安全立法基础性规范。
关键词:跨越性 网络空间国家化 网络安全立法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犯罪统计与犯罪治理的优化
摘要:完善犯罪治理体系、提升犯罪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犯罪统计数据既是犯罪治理的成果展现,是观察测量犯罪现象的重要工具方法,又是评判犯罪治理绩效的基本依据。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的犯罪现象在内部结构上正呈现“双降”与“双升”的趋势,犯罪治理的绩效相当好。在大数据时代,因应国家治理和犯罪治理的要求,犯罪统计应基于法治主义改进其统计指标体系,基于数据互联的要求改进统计组织体系,基于数据共享的原则改进其发布和应用制度。置身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中的犯罪治理,是系统作用于犯罪现象的科学之道。以循数治理为切入,优化犯罪治理的战略目标和政策立法,准确定位治理对象,合理配置治理资源,科学评价治理绩效,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显著提升治理效能,是新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数字、数据、大数据运用于犯罪治理,可以促进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深度融合,促进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由“事实学”“决策学”“规范学”共同向“犯罪治理学”转型。
关键词:犯罪统计 犯罪治理 大数据 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基于两家企业扶贫案例的调研
摘要:近年来,一些企业动员大量的人力、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下乡,努力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优势紧密结合,客观上打造了一种可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视角的治理理论因为缺乏“市场的视角”而未能有效回答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后果。选取两家企业跨界社会治理的实践作为个案研究发现,这些企业通过“企业项目制”的资源动员方式,缓和了生产目标和治理责任的张力。它们像组织产品生产一样经营乡村,在组织化乡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形塑了所在地区“生产型治理”的特征。生产型治理对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潜藏的风险。
关键词:生产型治理 企业项目制 企业扶贫 社会治理
作者: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
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摘要:数字技术的创新与社会化应用是人类未有之技术变革,在中国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其中电商是数字技术变革在当下的典型形态之一。既有研究认为技术变革的总效应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变革初始阶段对发展机会的影响,聚焦最不可能获得新发展机会的贫困乡村数字技能弱势农户的发展机会,研究发现,顺着数字技术变革的自然逻辑,电商技术在乡村的确制造了技术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其过去累积的贫富差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键词:数字技术变革 乡村电商 数字技能 机会平等
作者: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教授;乔天宇,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博士后。(北京100871)
·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
中华法的政治机理——基于秦汉与古罗马时期的比较视角
摘要:在中华法律文明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时代建立了典型的集权体制,并通过集中调配资源和强势国家理念,对“法”的形式渊源、施行方式、侧重领域及司法标准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与同时代的古罗马相比,可看出二者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两大帝国相关状况的比较显示,“法”的差别与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种以历史为试验场的解释性比较可能超越中西法律比较的东方主义,更深刻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法与传统,并解释法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
关键词:中华法 政治权力结构 秦汉 古罗马 比较法律史
作者:王志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200438)。
中国近古以来的乡村地名
摘要:中国近古以来乡村聚落地名群风貌的时空差异一直存在。宋代乡村聚落地名群风貌存在东南、华北两种类型。东南类型以鄞县、琴川为代表,乡村地名中以“村”“庄”为通名者均占一定比例,通名中水文地名较多,“姓氏+家+通名”式地名所占比例较大。从宋至清,该类型乡村地名群的风貌和地名变化较少,乡村地名最为稳定。华北类型以安阳、泸州为代表,其乡村地名中以“村”为通名者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姓氏+村”式地名所占比例最大。安阳的乡村地名中“方位+同名”式搭配使用较多且一直相沿,以“村”为名的特色长期不变;而泸州的乡村地名风貌变化较大,特别是以“村”为通名者比例大大下降,清代出现大量“姓氏+家+自然通名”式地名。地名群风貌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和时代差异,往往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人群的共同诉求驱动形成的。乡村聚落地名群的空间差异和时代变迁背后,隐藏着真实的乡土历史记忆。
关键词:乡村地名群 乡村聚落地名 空间差异 时代差异
作者:蓝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重庆4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