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随着新冠疫情重灾区武汉正式解封，抗疫之战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尽管当下国外疫情的蔓延，仍对我国造成输入性感染的压力，但国内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抗疫之战步入后期，已成基本事实。这样的抗疫形势，看似风险低于前期，但由于各地疫情的差异化，疫情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疫情衍生的诸多问题亦在不断浮现。由此，也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与时俱进、对症下药，对抗疫之战的最终胜利至关重要。
　　以无症状感染为例，在疫情前期和中期，新冠病毒主要是由已出现症状的患者传播，无症状感染传播的个案并不明显。因而，其时的抗疫重心，主要在于控制确诊病例的传染风险，仅在内部上报无症状感染者。但在疫情后期，包括湖北在内的各地确诊病例已基本治愈，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风险却日益突出，加大防控力度，已是迫在眉睫。为此，卫健部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重新调整了国内每日疫情公报，除了公布确诊和疑似病例外，将无症状感染者数据也列入其中。这一举措不仅及时适应了疫情的变化，更彰显了信息公开、防控精细化的治理理念。
　　疫情后期，学校教育和相关考试如何应变，也是棘手的问题。教育部最终作出了将今年高考延期1个月等教育政策调整。回想十多年前，教育部门之所以将高考从每年7月提前到6月，主要着眼于人性化的考量，减少高温和自然灾害对考生身心的影响。然而，在疫情风险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形下，如果继续沿袭原有的时间安排，不仅是对考生不负责，也难以让家长安心。可以说，对于中小学开学节点、中高考延期等诸多问题的灵活安排，既是解除学生和家长后顾之忧的利民之举，也是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体现。
　　疫情后期，亟待解决的还有地域歧视现象。经历此次严重的疫情，不少地区和民众对武汉等疫情重灾区已形成了不小的偏见。即便武汉已经解封，恐鄂情绪仍未完全消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招聘广告频频出现“不招湖北人”的歧视性宣示，一些企业不准湖北籍劳动者返岗复工，甚至将其无故解雇。诸如此类的歧视做法，无疑严重伤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日前发声，要求依法查处和纠正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等行为。立法权威部门的严正立场，对于治理就业歧视现象、捍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意义深远。
　　疫情后期，面对餐饮等服务业的惨淡，各地将促消费当成了头等大事。然而，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走极端的不当做法。比如，有地方要求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全部关闭，所有员工一律点外卖、下馆子解决就餐问题。也有地方要求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从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限期用于指定性消费。这种粗暴做法，无疑是对公民权益的随意侵犯。归根结底，激发居民的消费热情，助力服务行业加速回暖，需要有技术含量的政策构建，而非简单粗粝的做法，如此，才不会背离“促消费、救经济”的良好初衷。
　　疫情后期，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进，但一些地方还是沿袭以往的思路，没有及时调整过度严苛的防控措施。典型者如快递外卖能否进小区，在许多地方依然受到阻挠。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日前下达了相关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物流快递业相关防控措施，允许快递人员进入社区和村庄配送。这一明确的政策导向，当能推动各地加快清理不合时宜的管控措施，在防疫安全和经济恢复之间找到更为合理的平衡点。
　　越是在疫情后期，越是考验公共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理应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防控措施，既要防止麻痹大意，也要避免草木皆兵。而在经济社会等领域，更需坚守法治思维、焕发行政智慧，避免决策的简单化，尊重、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利。唯其如此，才能在疫情后期，守住安全的防线，同时尽快恢复经济社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