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此次疫情的磨砺，加快发展‘新基建’、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国际仲裁与调解则可以适应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经济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的多份提案都涉及完善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法治保障。

周汉民指出，推动“新基建”，安全把控是重要前提和考量，要为“安全基建”设立国家标准并进行立法规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国家必须引导企业加速数字化升级，转变旧思路，加快拥抱新趋势。

“安全基建”呼唤国家标准与立法规范

今年以来，中央强调加快发展的“新基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包括5G应用、工业互联网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得到各方关注，并被写入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

相比于“新基建”的新技术，作为法律学者的周汉民更关注它的安全性。

他强调，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安全隐患更加严峻，必须创新与安全两者齐头并进，只有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确保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对于‘新基建’构建的新的网络世界来说，可能面临着比目前更加严峻的新安全隐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下的网络安全问题影响范围将更广泛，而且各行业的网络安全意识仍然有待加强。”周汉民介绍，据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攻击高发频发，且攻击组织性与目的性更加凸显，仅某黑客组织对我国300余家政府网站就发起1000多次攻击。而随着“数字基建”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对网络体系的依赖度加深，网络安全的影响也从原来的物理实体走向网络虚拟体，一旦出现网络安全问题，将给数字经济带来显著影响。

“从各地网安部门在‘净网’行动公布的案例来看，不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网络安全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进而造成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周汉民说。

为此，周汉民提出了“安全基建”的理念，并在提案中建议对“安全基建”设立国家标准，并通过立法来对“安全基建”进行保障。

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关于“安全基建”标准的调研，广泛了解企业在实践中积累且行之有效的做法，结合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情况，为构建完整的安全基础设施提供参考。

“要引导不同社会主体在转型数字化伊始就具备风险防御意识和能力，进而确保数字基建运行在较高的安全水平之上。”周汉民说。

在制定“安全基建”国家标准的同时，立法工作也要同步展开。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了网络安全的相关治理和立法工作。2017年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作为国家实施网络空间管辖的第一部法律，成为网络安全法治体系的重要基础。近日，12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又为“新基建”确定了保障网络安全的正确方向。

周汉民表示，要通过立法在更大范围内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供应链安全，明确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操作规范，并对不同应用场景提出不同的规范要求，从源头上降低网络安全风险。

他指出，网络科技日新月异，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并不足以保障“安全基建”，但也无需为“安全基建”单独进行综合性立法，而是应该通过制定、修订不同的专门法律，在交叉和衔接的过程中构建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

加速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

在赴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周汉民在上海走访了数十家企业，调研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等实际情况。给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很多传统企业因为疫情冲击深刻理解了线上化、数字化的必要性。

他强调，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新常态下新的发展模式和新动能在快速形成之中，疫情的发生更是促使新旧动能转换。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必须引导企业加速数字化升级，化危为机，更深层次发展数字化、线上化。

“企业要转变旧思路，加快拥抱数字化新趋势，进行产业升级，并不是由于疫情所偶发的，而是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中的必然要求。”周汉民说，“从市场环境看，互联网生态下信息的快速流动和透明，必然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从基础设施看，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快速升级，疫情让数字化年代新的转型升级加速成为现实；从治理方式看，当前数字化正在逐步往智慧化发展，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周汉民介绍，国家加速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需要从改善基础层设施、应用层设施着手，并且进一步完善统计方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参与数字化的引导和支持。

近年来，包括“新基建”在内，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但一些中小城市的网络带宽目前仍然无法满足需求，一些个体用户的网络设施仍有待改善，网络卡顿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周汉民建议“新基建”需要更加重视以5G为代表的基础网络设施的升级，科学确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实施方案，打通个体网络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除了基础设施，应用层面的设施升级也必不可少，要提高应用层的设施升级。”周汉民指出，应用层面的提高，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建议在这些方面鼓励更多第三方如科技公司等积极参与，并出台配套的鼓励政策，集聚合力共同推进应用层设施升级建设。

周汉民建议，完善基础统计工作对于产业数字化升级意义重大，可委托相关机构，对生态平台的运作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做好完善不同地区利益共享的基础性工作，并在实践中形成规范。同时，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帮助欠发达地区形成更加合理的经济生态，与发达地区紧密对接，提高发展的原动力。

鉴于数字化的高要求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是难以达到的，周汉民建议，依托已建立起日趋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生态平台，帮助企业快速提升构建数字化的能力。

他指出，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可加速向一个个生态的“核心平台”靠拢，在线上化后，更加注重自身的产品质量，通过质量和服务建立口碑，形成真正的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可加速整合和抱团取暖，加强企业自律，缓解恶性竞争。

周汉民：营造尊重支持仲裁和调解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高燕发给周汉民一组数据：贸促会调研了1000家较大规模外向型企业，其中85%的企业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但选择适用中国法并在境内仲裁机构仲裁的仅占约25%。境外主要仲裁机构受理国际案件排名中，中国内地是当事人最多地区之一，很多大要案流散境外。

常年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周汉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仲裁作为国际通行争端解决方式,是规则与市场的结合体，本质上具有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属性，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在我国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过程中，作为重要护航手段之一的国际仲裁尚为短板。”

为此，他与高燕共同提交了一份提案，指出当前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领域均处于重大变革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狠抓落实，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的新目的地，为适应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落实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新助力。

提案建议，持续深化改革，营造尊重支持仲裁和调解的良好法治环境；支持由立法、司法、商务、贸促等机构建立工作机制，制定方案、分工落实；支持加大对仲裁文化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形成尊重仲裁的良好氛围。支持在自贸试验区引进境外仲裁机构并切实开展业务；支持司法系统进一步研究仲裁和调解执行难题，进一步完善整体司法环境。

周汉民谈道，要支持健全仲裁和调解法律法规，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法律与实践土壤。建议尽快结合我国实际修改仲裁法，推进制定商事调解法。同时，要支持商务、贸促等机构良性引导企业重视仲裁条款，争取更多当事人选择境内仲裁机构。

周汉民说：“除了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健全法律保障以外，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还要深化改革，提高中国仲裁程序的现代化程度、提高中国仲裁员的权威性和专业能力，提高中国仲裁员对国际规则的娴熟掌握程度。”

周汉民指出，要支持善用巧用国际合作平台，增强软实力，提高仲裁和调解国际话语权。

与此同时，周汉民还建议，要支持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完善培养用人机制，为中国尽早成为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新目的地提供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