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也关注到了这个领域，今年他带来了《开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智能”时代》的提案。
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朱新力表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其中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治理领域的精要。“智治”是信息时代带来的新生事物，信息科技的综合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范式，并已全面传导至国家治理、乡村治理领域，“平台+智能”的科技模式将成为“三治融合”的重要支撑。
乡村治理现代化，呼唤“智治”新模式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还不少。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必须着力解决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朱新力谈道，“三治融合”存在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信息时代“平台+智能”的理念和方式获得显著改善。
浙江、江苏、深圳等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在全国领先，正逐步建立信息时代政府治理全新的基础设施，包括互联互通的大平台、随处可见的感知设备、拥有强大算力的政务云、高速传输的5G网络等。朱新力认为，这些基础能力的建设，将发展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智治”新模式。
“要以乡村治理为场景，打造自治、法治、德治协同的数字化乡村治理基础平台。”朱新力谈道，这个平台的目标很明确：一是确保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在乡村这个特殊而广阔的场景得到有效实施；二是推动为民、便民、利民的行政理念转变成体系化的能力输出，充分释放数字政府建设红利，确保农村的各类政务需求能得到便捷高效的满足；三是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贴心助手，在老龄健康、农村教育、职业发展乃至信息辨识等方面，针对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的特点，提供权威引导、精准服务；四是发挥乡村文化引领者的作用，促成农民从过去被动接受文化灌输到主动分享、传播农民自身喜闻乐见、感同身受的精神产品，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
依托地理信息技术，探索乡村治理可视化
近年来，数字乡村逐步扩大了在农村社会治理、农村养老、生态保护、精准扶贫等领域的应用，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出基础支撑作用。
朱新力认为，“平台+智能”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其基础是地理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料的数字化，需要“构建一张图、整合一张网、虚拟一个村”。
他谈道，要以电子地图、遥感影像、三维实景地图等多类型、多尺度、多时态的空间数据为基底，叠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交通、建设、文旅、民政等部门的图层、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底图。融合历年美丽乡村、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布设的视频监控、污水监测、智能井盖、智能垃圾桶、智能灯杆、交通设施等感知设备，形成触达乡村各角落的物联感知网。建成数字化乡村模型，直观呈现自然风貌和村庄变迁，实现基础设施的可视化管理和维护、人与人交互信息的有效留存和可再现。
朱新力所谈到的“智治”新模式，在浙江等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探索样本。
去年底，“数字乡村可视化系统”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上线运行，实现乡村环境整治可视化、数字化和多元化，探索出智慧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据了解，数字乡村可视化系统依托地理信息技术对五四村全域5.61平方公里进行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构建五四村包含乡村规划、乡村经营、乡村环境和乡村治理内容的三维实景图，打造虚拟乡村、孪生乡村，以“一图感知”的方式实时掌握五四村生产、生活、生态变化态势，助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垃圾分类、全域整治等重点工作日常监管。
聚焦数据归集共享，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
朱新力认为，在“平台+智能”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中，数据数字化、可视化在于共享应用，要以需求促归集，以归集促共享，以共享促应用。
他谈道，要梳理乡村治理业务及流程，制定数据归集目录，通过政务数据接入、现场数据采集和物联感知设备推送等渠道，归集水、空气、垃圾、出行等各类数据；要依托城市大脑，推进各信息系统与平台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时空信息、基层治理四平台、智慧交通、污水处理等系统数据；要通过对感知设备、村民活动等共享数据的精准分析、异动管理，实时处置村内紧急情况、基础设施故障等问题，提升乡村医疗、养老、助残、垃圾分类等“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实效等。
在五四村“数字乡村可视化系统”的试点中，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优势已经初见端倪。将五四村历年投入的公共基础设施感知设备数据接入城市大脑，实时感知公共基础设施运行，减少乡村投入和管理成本，分析挖掘沉睡的数据资产，实现数据资源利用最大化。
截至2019年底，该系统共打通5个布局在城市大脑的应用，对接视频监测、搭建巡查、环境整治、垃圾分类、交通出行等12个数据接口，在数据共享交互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化管理，累计上报并处理“三改一拆”、农村全域整治等各类问题150余个。
着眼辅助管理决策，探索乡村治理智能化
朱新力认为，除了实现基础数据的可视化和共享应用，“平台+智能”的乡村治理新模式还应该实时提供便民服务、反馈掌握村情民意、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警处置。
他谈道，应当将“最多跑一次”向乡村社区延伸，参照“浙里办”等移动APP载体，大力推广网上办、掌上办，实时提供就业信息、签约医生上门问诊、居家养老等服务。按照“人人都是网格员，小事不出村”的理念，实时呈现村民反映事件，并对环境污染、邻里纠纷、合同管理等问题分类处理、全流程跟踪、即时反馈，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利用大数据碰撞分析和电子围栏技术，对村域人群来源、驻留时长、人流趋势等进行分析，实现人流过密预警、人群疏散预警等。对入村渣土车抛洒滴漏、村民骑行电动车未戴头盔等行为进行视频智能分析，提高管理效率。在遭遇台风、泥石流等突发事件时，运用智能化预警监测，向全村人群迅速群发避灾信息，提高应急救灾能力。
朱新力谈道，“平台+智能”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就是要针对农民的生活场景、生活需求，针对乡村治理存在的实际问题，从政府管理、乡村需求、精神引导等方面集成公共支付、优生优育、诊疗挂号、社保证明，让乡村生活涉及的“人、财、物、事”全面数字化，优化形成专门针对乡村治理的政务服务网一体化平台的“乡村版”。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手段，为乡村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朱新力：民法典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来，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正式通过了。“7编1260个条文创下共和国立法史的纪录，凝聚着人民的期待，倾注了几代法律人的心血，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历史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这样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民法典首先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是一部权利保护法典，一部21世纪的法典，也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典。民法典处处体现了民本之法的特征，立足中国、面向中国、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其次，民法典的颁行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法律是对时代问题的回答，民法典对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必将为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最后，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民法典通过后，中国法治建设将进入新阶段，下一步重点是将民法典的条文转化为现实秩序，成为人们的行为遵循和市场的运行准则。
“作为司法机关，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民法典的核心要义、价值追求，严格贯彻落实民法典的各项规则制度，通过精准适用、依法办案，将民法典的精神体现到每一个民事案件中去，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司法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朱新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