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面临环境和条件的新变化，为了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以确保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和2035年之前这个时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包括着眼于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平衡和相互促进、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和相互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和相互促进等一系列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为此，应把以下方面作为重要的着力点，推出切实有效的举措：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挖掘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潜力，形成和完善国内大循环这个主体；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和相互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形成新发展格局。

　　内需潜力来自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

　　2010年以来，我国就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规模达到99.09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为14.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4%。以这样大的经济规模，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1%，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8%的平均水平、世界2.5%的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1.7%的平均水平。这种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结合在一起，奠定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位置。2009—2019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28%。GDP总规模及增长速度，既标志着我国的强大生产能力，也定义了我国的超大规模需求能力，是我国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上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环境和我国发展阶段都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新的进展，经济循环特征客观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平衡性，也对世界经济的平衡作出贡献。例如，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按支出法计算的GDP比率，从2007年的9.95%降至2019年的0.99%。2019年，在我国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总量中，最终消费占比（消费率）为55.4%，其中70%为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占比（资本形成率）为43.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比（外需比率）仅为1.5%；在6.1%的GDP实际增长率中，上述需求“三驾马车”分别贡献了3.5个百分点、1.9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经济循环中出现的这种新特征，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内向型发展，也不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完成，事实上，我国经济循环仍然存在进一步平衡的巨大潜力。

　　外需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的潜力，需要继续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如果把产品和服务出口以及主要收益加在一起，2019年的世界占比达到9.7%。如果进一步细化分析，特别是从价值链和更多要素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的国际参与度仍然十分显著的结论。例如，在考虑到更复杂的价值链因素的情况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单纯以净出口数据做出的估算要高19个百分点。麦肯锡的报告也显示，从贸易、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综合观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依赖度仍在显著提高之中。

　　挖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的潜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拓展投资空间、挖掘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要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以往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需要继续进行调整，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与此同时，提高生产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投资来支撑。实际上，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新增长点，往往蕴藏在发展面临的短板制约中，补足短板和形成新增长点，是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

　　例如，以发展数字经济为主要方向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的新需求，不仅体现为数量规模的扩大，更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升；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将形成以为新市民提供均等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建设需求；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补足区域基础设施短板，也必然产生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建设投资需求；加快社会建设、补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公共卫生领域短板，也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也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直接体现。201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18.2%，按照汇率计算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6.4%，但是，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只占世界总额的12.1%。如果能够使我国的消费支出额在世界的占比达到与GDP占比相同，就意味着尚有超过4个百分点的消费潜力可以挖掘，由此产生的消费增量相当于英国目前的消费总规模。可以设想，如果进一步把我国消费的世界占比提高到与我国人口的占比相一致的水平，可以产生的新增需求则更为显著。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消费率为55.1%，仍然属于较低的水平，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17.9个百分点，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9.2个百分点。不过，这个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多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快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而且也高于我国自身的GDP增长，2010—2018年我国的消费率提高了6.1个百分点。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和消费率的显著提高，得益于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GDP增长保持同步。

　　根据对我国GDP潜在增长能力的测算，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更长的时期里，中国经济仍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可以继续显著高于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使这个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就需要有与之相符的总需求保障。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一方面，可以通过稳步扩大居民消费，确保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确保我国发展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

　　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及其联通和互动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既需要来自供给侧的动力驱动，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也需要来自需求侧的动力拉动，包括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供需两侧的诸种因素和条件俱备，国民经济才能循环起来。由于这些因素和条件本来就产生于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因此，良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循环，也应该是国内国际联通和相互促进的。

　　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通过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稳定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扩大内外需求，使需求因素能够与潜在增长率匹配，保障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

　　我国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特征，也体现在生产要素的供给规模和生产率的提高潜力方面，这诸多优势既保障我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也对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总规模在世界占比高达26.8%，劳动力总量占到全世界的22.6%，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也蕴含着很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如此超大规模的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形成的经济循环规模也是巨大的，既有充沛的活力又有坚固的韧性。

　　世界贸易的一个新趋势，是从传统的产品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价值链贸易为主，目前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价值链进行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贸易模式的相应转变，拓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虽然具有不尽相同的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及其他发展条件，不同规模的企业的竞争实力也有差异，如今都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获得参与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把生产模块化并且使每种模块之间互不关联，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价值链的门槛，同样增强了我国生产要素和技术进而产业的穿透力。

　　在这种全球分工新格局下，我国工业结构的完整性构成了新的规模优势。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在从低到高的各个环节都占有一席之地。借助在诸多生产过程和技术环节中的价值链比较优势，我国产业得以紧密镶嵌在全球供应链之中。与此同时，我国要素配置也必然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和正面的外溢效应。在超大规模内需的拉动下，我国的国内大循环越顺畅，这一外溢效应也就越强劲，进而促进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进一步增强，这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使我们能够利用更多的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

　　用足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后，我国将面临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新的举措破解前进中面对的问题。对于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来说，改革开放的新举措要着眼于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国内良性大循环和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举措，对于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最具针对性和紧迫性。

　　首先，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其中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稳定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是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然而，总体收入提高还不能自然而然转化为超大规模消费，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特别着眼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调节过高收入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需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生领域改革。

　　其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新的消费领域和经济增长点，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其他方面的挑战一样，人口老龄化同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就要求以改革的精神综合施策。特别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养老保险金给付水平、动员全社会资源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完善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挖掘老龄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和消费潜力。

　　再次，完善统一高效的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使超大规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超大规模市场获得有效开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市场是产品和服务流通以及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中介，市场结构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发育水平，也决定着商品和服务消费以及要素配置的效率。为了推动产品、服务和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需要进一步畅通国内统一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和要素价格市场决定的改革。与此同时，加强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惩罚知识产权侵权等为重点的市场监管。

　　最后，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据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特点挖掘外需潜力，实现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开放领域，参与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对外开放中获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增强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者：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