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改革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2020年5月29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强调，要推进政法领域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各级法院将司法审判移步至网络空间，积极推行在线诉讼模式，提供网上立案、在线庭审、在线调解等多项服务，将在线诉讼从专门的网络法院推广至普通法院，逐渐推动在线诉讼普及化。新形势下，政法公共服务制度如何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机制体制，值得探讨。实践中，有的地方诉讼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已开始融合。

　　融合基础及实践

　　杭州市互联网法院成立后，北京、广州等地互联网法院相继成立。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智慧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大显身手”，全国法院网上立案136万件、开庭25万次、调解59万次，电子送达446万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明确提出，要探索推行电子诉讼和在线审理机制，推进电子诉讼的基本原则、适用条件和主要规则。疫情防控期间，最高法又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使得在线诉讼快速发展。但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有的法院在线上核实当事人身份后又在线下现场核对身份，加大了当事人负担，降低了工作效率；和传统线下送达方式相比，电子送达更快捷、便利，但无法保证当事人是否已阅读送达内容等。但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体系，并实现了网络、实体、热线三大平台融合。这为诉讼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融合、对接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广州、上海、浙江等地已开始探索诉讼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的融合，比如2018年1月，广州市中院与广州市司法局签署《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合作框架协议》，推进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与公证机构工作有效对接，公证机构参与调解、取证、送达、保全、执行协助，以帮助法院缓解“案多人少”压力。同时，公证机构可以向法院查询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监护权案件等的生效裁判文书；建立遗嘱类、继承类公证案卷和相应裁判案卷查阅快速通道；建立与继承事务相关业务风险信息通报机制等。2020年2月，上海高院、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律协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广网上诉讼服务的通知》，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既包括法院和法官，也包括律所和律师；程序贯穿网上调解、网上立案、网上阅卷、网上庭审、网上保全、电子送达、网上缴费等。这说明开展诉讼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的功能对接，既能补足法院在电子诉讼中的短板，又能切实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融合创新路径

　　要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与诉讼服务中心的“双中心”功能，既要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与诉讼服务中心在诉调对接中的融通，又要做好诉讼活动中公共法律服务与诉讼服务的融合。

　　一是诉调对接中“双中心”的融通。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村（居）法律顾问室可以为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场地，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与诉讼服务的数据对接，保障诉前调解的电子案卷材料信息、调解人员的资质信息直接向诉讼服务中心流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人民调解员的“以奖代补”经费提供支持。

　　二是电子诉讼中“双中心”的融合。在电子诉讼中，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与诉讼服务中心的功能融合可以贯穿到立案、宣判、送达等全过程。立案阶段，通过与律所信息对接直接查验律师身份，普通群众可以到所在辖区村（居）法律顾问室由村（居）法律顾问、基层法律工作者对其查验身份，并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对身份信息予以确认。送达阶段，为弥补电子送达的不足，既可以由诉讼服务中心委托村（居）法律顾问室代为送达，又可以委托村（居）法律顾问室代为搜集当事人地址信息自行送达。庭审活动，可以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设立独立的远程庭审室，配置符合远程诉讼条件的设备，以便于当事人或证人就近能找到符合在线诉讼条件的场所，保障庭审活动的严肃性。此外，诉讼服务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普法案例库对接机制，将辖区内高发性矛盾纠纷典型进行汇聚、甄别、筛选，通过法治宣传教育的精准投放，将社会矛盾纠纷扼制在萌芽状态，从而有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