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法学家昂格尔的代表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所探寻的目标对象——法治，是一个在法学历史中不断被思考和论说的命题。昂格尔对法治由来和法治未来的思考和论说，不仅与他从事的法学专业相关，更重要的是，他试图从法治现象看清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正如他在本书开篇坦率展现的，他渴望自己的解说可以超越前辈思想家的社会理论，重新塑造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对现代人的理解。在昂格尔看来，法治的未来即现代社会的未来。
作为特殊历史现象的法治
昂格尔是在一种比较的类型结构中，在个体意识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中，去讲述法治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的法律秩序，从而阐发现代文明特质的。昂格尔勾勒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结构，与之相对的是三种不同的法的类型结构：习惯法之于部落社会；官僚法之于贵族社会；法治之于现代社会。
昂格尔所称的部落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共同体。习惯法维系着人际交往和社会团结，是共同体成员心照不宣的行为标准。与社会自发形成的习惯法不同，官僚法是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明确、公开并强制规定和施行的。由于个体成员对于共同体并没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所以具有强制力的法，成为控制社会关系的工具。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虽然仍然由社会权力机构制定和强制执行，却不再作为等级社会维护优势阶层统治的工具，而具有“普遍”和“自治”的特性。
在昂格尔看来，现代法治的“普遍”和“自治”，是特定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打破了贵族社会中最高等级集团占据的支配地位，分化为多元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分化的社会格局中，普遍存在并信奉一种更高的秩序和法则，用以识别或批评现实法律。昂格尔指出，如果没有对高于现实社会那种秩序的信奉，多元格局中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会与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通过灵活的利益平衡予以解决。正是得益于西欧社会对高于现实的神圣秩序的信念，使得法治成为多元格局中的普遍标准。法律的内容和程序使每一种力量认可，这种安排可以合乎自己的利益，不受另外力量的绝对压制，并可以对其他力量形成掣肘，从根本上动摇了贵族社会中个人与他人存在等级差别的正当性。这种强大观念与多元集团结合，形成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和自然法理论，继而成为构建现代法治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之下，昂格尔论断说，现代法治的产生是一种偶然，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其他文明形态中，或者也存在多元集团，或者也存在超验的世界观，然而，这两种因素没有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昂格尔以古代中国为例。在君主集权的制度之外，并无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并且宗教知识始终为政治服务。在此社会形态中，法律具有官僚法的公共性和实在性，却因为君主和行政的干预，始终不能产生现代法治的普遍性和自治性。
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法治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这种结构和意识与部落社会、贵族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就多元化的社会格局来说，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通过害怕而相互制约的工具”，而就现实法之上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来说，法治又蕴含了“共同认识和价值观”，一种独特的关于人性的理解——“人并不具备天生的，经过培育就可以保证公正秩序的善，但是人值得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且他们有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正确和错误的共识。”于是，法治在这种利益和观念平衡中，被赋予了中立、客观，并保障个体平等的理想价值。
在昂格尔看来，法治的这些理想价值，赋予现代文明一种虚幻的光环，它使人误以为现代是对传统的革命，它与前代断裂，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然而事实上，昂格尔指出——法治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法治从来没有达成真正的平等，也不可能真正的客观中立，法治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它的普遍性和自治性。
部落社会形态中内部人和外部人的界限，从来没有在现代社会中真正消失，而是潜隐在民族、种族、家庭和友谊等私人生活领域。加之多元集团之间的合作和利益联盟，加强了这种内与外、友与敌的部落时代的观念。而官僚法制的等级制度，仍然在家庭、工作场所以及市场中直接、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生活。现实中的不平等，并没有因为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规范，而得到彻底的纠正和改变。但由于多元社会结构较之贵族社会形态更易于变动、开放，使个人有机会和空间改变其社会地位，所以对不平等的现实状况的反应反而更加强烈。立法的中立很难实现，因为立法过程不可避免地掺入某种政治倾向，而司法过程同样取决于，法官在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念中的权衡和取舍。
不仅如此，分工和专业化使人向其同伴展现的从来不是一个丰富而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职业化的个体以及有限的人性。部落社会的同一信念和道德，以及官僚法制中的价值观念和各阶层的专属的荣誉感，在现代社会都失去了公共权威的支持，单凭法治根本不能促成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在普遍的价值观的迷失中，个体开始产生对日常工作价值的怀疑，甚至绝望。
为什么法治的现实没有能够实现它平等、客观、中立和自治的理想价值？昂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法治内部，隐藏了一些矛盾冲突的因素。
首先，多元的世俗世界，要求特殊和灵活的规则，而自然秩序权利理论则要求普遍、稳定的规则。这些被视为理想价值的权利原则能不能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如何赋予它解释现实的弹性空间，成为诸多宪法要案争议的核心。
第二，在现代社会，虽然贵族时代至高的优势集团被分化分解，权力由多个集团共同分享，没有谁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但现实中，确实有些人、有些集团享有的权利更多。因此，在法治平等的原则下，为追求更多的权利和权威的斗争连绵不绝。
第三，法治的实现取决于一个重要前提，即权力是非人格化的，只有非人格化的权力才能受到规则的有效制约，使享有权力的人不能以公谋私，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客观中立。可是，法治所要求的非人格化，与享有权力者的人性本身存在矛盾，法律的内容和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参与者政治倾向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后现代法治
当福利国家日趋积极地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划、安排，法治的内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世俗世界要求更加特殊和灵活的规则，在立法、行政、司法中，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和标准的适用范围、适用边界迅速扩张；为现实的平等权利的斗争，要求法律从关注形式公正、程序公正，转向实质的公正，对现实中不利处境的群体予以特别补偿；法律从关心形式到关心实质的转变，需要调动权力享有者的人格因素，这些阻碍法治的品质——它的普遍性，以及在法律内容、方法、机构、职业方面的相对自治。
在西欧之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传统制度与现代法治相互渗透。一些传统因素，非但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现代进程中的障碍，反而促进了商业、工业等经济技术领域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改造。
在这种双重的社会结构中，法治与部落社会式的习惯法体系并存。双重的意识形态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习惯法支撑着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和现代法治文化呼唤着个人的独立和平等，呼唤对传统等级制度的切割。接受传统的观点还是现代社会的文化？脱离所属团体，获得一种更大意义的自我和自治，还是隐匿个性，依附在影响其生存的稳定的社会背景中？昂格尔将这种在后发的法治社会中的个体的困境，称为 “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
所以，无论在后发的法治社会，还是福利国家的后现代社会，法治与部落时代的习惯法、等级时代的官僚法，相互重叠、渗透，同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永无休止。昂格尔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法治内在的，以及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统治世界的法则永远在发生变化，一定会转变成另外的形态，这种形态同样取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禁让人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万物流变”的观点。正如昂格尔在《奇异宇宙与时间现实》书中一再表达的时间观——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事物都会发生变化，自然规律也无法逃脱这一常性。
（作者单位：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