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当前，全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工作，需要依法、有序地展开，在此过程中刑事规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和必要的保障。根据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的相关规定，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以及与之相应的罪名，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国家工作人员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渎职、失职行为的刑事责任
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灾害的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灾害期间，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在受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但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有缓报、瞒报、漏报等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409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二、公民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行为的刑事责任
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者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5条第2款的规定，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三、生产销售医用、生活物资活动中的刑事责任
1．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生产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用于防治该肺炎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不具有防护、救治功能，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145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同时，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以上规定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并有偿使用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2．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3．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灾害用品的名义，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有关诈骗罪的规定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四、传播谣言行为的刑事责任
编造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利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依照刑法第103条第2款、第105条第2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五、其他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1．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89条、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对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289条、第263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2．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依照刑法第277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3．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4．贪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款物或者挪用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第271条、第384条、第272条的规定，以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挪用用于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273条的规定，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我国现行的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于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类主体刑事责任的追究已经有了全方位、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我国刑事制裁的介入可能有必要适当早期化和前置化。例如，当前我国刑法禁止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仅限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如果经过科学研究能够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在野生动物，则有必要考虑通过刑事立法，对野生动物进行分类（如区分已经成熟规模化养殖的野生动物和野外捕获的野生动物），逐步禁止在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进行野生动物的交易，进而从源头上预防相关病毒的传染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