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遇到“一对一”杀人案件，被害人已经死亡，没有目击证人，只有犯罪嫌疑人一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犯罪嫌疑人辩称是正当防卫行为的，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还是无罪往往成为司法难点。笔者认为，对于这类涉案行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为正当防卫，但也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正当防卫的，可按疑罪从无原则，认定无罪。

　　疑罪从无原则，是刑事司法必须坚守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宁可错放，不可错判，以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权。应该说，疑罪从无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刑事案件。疑罪从无原则与我国司法一直倡导的“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并不矛盾，但在具体贯彻落实两者关系时，确实也存在一些不足，容易衍生出“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扭曲判决，这种判决表面上实现了二者“并重”，实质上牺牲了保障人权的价值。

　　具体到上述这类防卫案件，不能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是正当防卫，就不认定正当防卫。因为，很多案件确实没有目击证人，无法直接证明是不是正当防卫，而且犯罪嫌疑人的举证能力也是很弱的，要充分证实正当防卫往往不具备现实条件。证明有罪的责任在控方，根据客观公正立场，控方的证明责任当然包括排除成立正当防卫的可能，即控方必须有充分证据证实不成立正当防卫。如果控方不能完全排除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或合理怀疑，就应当遵从疑罪从无原则，认定犯罪嫌疑人无罪。

　　对于这类案件，笔者还有两点思考：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需要转变。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印证证明模式，即过于强调证据间的印证，甚至有“孤证不能定案”的说法。这种证明模式是由我国长期实行的检委会、审委会集体定案制度决定的，因为委员们没有亲历案件，只是听取汇报就要定案，所以，希望证据印证越多越好。但现实中，有的案件往往就只有一个直接证据，且没有证据印证，这种案件就不能简单以所谓“孤证不能定案”来否定这个直接证据，而应适当引入自由心证，根据自由心证对单个证据作出判断采信。自由心证并不是主观唯心，也是受到正义法则、逻辑法则、经验法则、推定法则等证据法则规制的，因而也是科学公正的证明制度。

　　其次，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控方证明证据合法性的主要材料是同步录音录像，但实践中，有时存在不供不录、供了才录，造成同步录音录像并不能真实反映取证的合法性。同时，实践中很多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并不是全程的，录音录像一打开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供述，而根据最高检规定，应当是自犯罪嫌疑人进入审讯室开始。因此，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不仅要做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而且应当自犯罪嫌疑人进入审讯室开始，还要实现对每一次讯问都给予同步录音录像，包括犯罪嫌疑人归案后不认罪的每一次讯问，这样才能完整展现侦查人员的审讯过程和审讯策略，让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对证据合法性形成切实可靠的内心确信。

　　（作者为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