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为什么选择以法律为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翟小波：当初选择法学专业，是因为想做律师。当时，我心中的律师形象，来自英美或香港的电影和电视。他们辩才超群，思维敏捷，致力于揭露罪恶，洗刷人间冤屈，捍卫和追求公平正义。这的确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现在，我心中的律师形象，已不再像当初认为的那样，那么纯洁和高尚，它变得复杂而且模糊了。但这并不曾削弱我对法学研究的兴趣。
对法学研究的兴趣，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逐步形成的。现在，法学研究已成为我的职业。
其一，与实践的直接的行动相比，我更偏爱沉思的间接的行动——当然，这不是优点，而可能是缺点。
其二，我这个人，一方面对现实的不义不平很敏感，经常会动怒动气——神经质般地，义愤填膺；另一方面，我又耽于幻想，经常呆呆地，思考一些看似与现实无关的问题。法学——可以最完美地协和情感与理智，它为我表达和抒发自己，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第三，选择法学研究作为职业，还因为，我认为，对平安生活来说，法治是很必要的，也是中国最缺的。法学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法治的生长，做出一些贡献。
第四，我可以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如文学、史学和哲学等，但我不会以它们为业，这是因为，这些学科，要么太情感化，要么太理智化；要么太实在，要么太抽象；要么用途太直接，要么用途太间接。
问：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翟小波：影响我的人和书，首推卢梭和他的《社会契约论》。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一言两语不足以道其万一。通过卢梭，我发现和认识了自己，也发现和认识了其他思想家或学者；通过卢梭，我初步学会了对政治做宏观的结构性思考和表达。我崇拜卢梭。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卢梭毫无保留。单吃卢梭，会偏食，我还要吃其他人，但卢梭无疑是我主要的食物。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卢梭，翻译卢梭，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学术生命的一部分。
问：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翟小波：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宪法学。在目前我国学界，与其他学科相比，宪法学的状况，的确惨淡萧条。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宪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环境的制约。当然，我并不认为，宪法不司法化，宪法学就不会发展和发达；但至少，若缺乏表达的自由，宪法学，甚至任何的其他学问，都是不可能发展的。缺乏表达的自由，也就缺乏思考的冲动和自由。中国当前的宪法问题很大也很多，很独特也很急迫，中国的宪法学本应该成为最发达和最繁荣的宪法学。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翟小波：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年中，自己还算是认真读书、认真思考、认真写文章的人。我翻译了一些著作，也写了一些文章。这些，多少增进了或丰富了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代表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发表在《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问：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翟小波：我的研究风格，主要是把普遍的政法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让二者展开对话，让二者相互修正、相互促进。在行文上，我尽力追求精炼和简朴——这一点，或许我并不曾真正地做到。
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两个方面。
其一是师承。我的老师夏勇
其二是精力。很多学者，可以自如地动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资源，作交叉学科的研究，我很羡慕，但我做不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很难既精专又博雅。如果你选择了阅读经典的理论著作，选择了思考根本的宪法问题，你就很难再去学习和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很难再去追踪、理解和评论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宪法行动和现象。但若你承认，在形塑和提高人的理解力方面，经典著作的功用要超过其他著作，那么，上述的“做不到”就不足为憾。
问：您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对于学术研究，问题意识至为重要。您能否谈谈您确定研究问题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翟小波：研究什么，并不单纯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且受制于政治环境。我目前正在研究且决定长期研究下去的，主要是人民的宪法地位，及财产权制度与人民的宪法地位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很爱读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而且读得比很多党员都还仔细，还认真。共产党的报告，是我确定自己的学术问题的最主要的参考。
问：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
翟小波：目前国内很多学者，热衷于谈论中国法学可能为世界法学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便是虚弱的狂妄。法学应该是问题和实践导向的。中国法学，应该努力为理解和改进中国的政法实践提供知识和理论，这就是中国法学首先应做出的贡献。整天想为世界法学作贡献——这种心态恐怕只会催生那种一味求新求奇的学问，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的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
翟小波：学术研究和法治实践的关系：学术研究应致力于理解法治实践，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努力为实践的改进提供概念、知识和智慧。脱离法治实践的学术，是无生命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不脱离实践，并不是说必须时刻把实践挂在嘴边。有时，貌似脱离实践的研究，可能恰是最富实践价值的；把实践时刻挂在嘴边的研究，可能是毫无价值的。例如，政论和时评，表面上看，可能是最关怀实践的；西方政法哲学的研究，可能看似与实践无关；但谁又能否认，后者的实践价值要远大于前者呢？
问：您有过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经历吗？如果兼职做些法律实务工作，您觉得和学术研究是相互促进的呢，还是会影响学术研究？
翟小波：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是可能相互促进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学者的实务工作，并不必然能促进他的学术研究——这是最明显不过的现实。因为，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沉静的思考和喧嚣的参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学者应该了解实务，但这种了解，既可以通过参与实务，也可以通过阅读和观察（感受）。实务工作能否促进学术工作，取决于你能否在喧嚣的参与中，继续执着、坚韧且沉静的思考。一般人通常会在参与实务的过程中，被实务所吞噬。
问：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翟小波：我的学术理想：做个认真而纯粹的学者，写一些耐读的著作。我希望能为中国人政治苦难的减轻，贡献一得之愚。
问：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翟小波：我觉得，当今中国的法学教育，太精明、太世俗、太功利了。中国法学教育，应该多一些理想主义，多一些家国情怀。我希望，法科学生中，能多一些唐吉珂德，多一些阿Q，多一些傻瓜。法学院，应该成为守法的典范，而不是相反。
问：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必然要借鉴西方的法学资源，同时又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您如何认识西方的法学资源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实际的关系？
翟小波：关于西方法学资源和中国法学的关系，我想借用王国维的话来回答：
……学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