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杜宇：选择法律专业纯属偶然。1994年，我被保送进入中山大学法学院学习，当时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专业。1994年是所谓“并轨制”开始试点的第一年，法学院的本科专业也开始被区分为“法学”、“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不久后取消）。当时，父母的朋友建议选择“国际经济法”这个专业。理由很简单，既有“法律”，又有“经济”，还带“国际”！什么挣钱的专业都齐了！后来，当我收到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看到“国际经济法”专业是属于法学院时，不禁非常失望。因为按照我的预期，这个专业应当在经济学院才对！直到今天，当我代表复旦大学出去招生时，仍真切地感受到，高考考生在选择专业时是多么的无奈与无助。
选择刑法学作为我的学术领域，同样偶然。1998年本科毕业时，我本想报考北京大学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也复习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得知自己的成绩可以继续保送本校研究生，便放弃了这一想法。由于本校只有刑法、法制史两个专业接受保送生，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较为“实用”的刑法专业。由此，踏上了刑法学研究的艰辛之路。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所谓“选择”，基本上是偶然的行动，而非刻意的规划。处于十字路口的渺小个体，是被无数的、无知的力量推搡着、裹挟着走上了某条不知前途的道路。正如哈耶克极富教益的提醒，这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杜宇：对我最具影响的著作，是
就我而言，这种影响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博士论文之中。我的博士论文试图对刑法领域中“习惯法”的地位和意义，予以冷静的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意识，显然无法摆脱苏力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它正是苏力式问题在刑法领域的提出与展开。此外，在博士论文中，我也尝试贯彻某种实证的调查方法，以进入这一问题的核心，并获得第一手的、在场的真实感受。这也是苏力所竭力提倡的研究姿态。可以说，从问题到方法，我的博士论文都试图回应、延伸、深化苏力式的追问。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杜宇：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刑事习惯法、刑事和解与刑法方法论。这里面既有坚持又有变化。博士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习惯法，博士后期间的研究，则从习惯法领域延伸到刑事和解领域。这两个领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都可被归入——我称之为“刑法社会学”路径下——的重要实践课题。而在最近的关切中，我逐渐从具体问题的考察中抽身而出，转而对方法论本身产生浓厚兴趣。
我所关注的领域，多是刑事学的边缘性问题。对这些问题而言，我是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例如，对刑事习惯法的关注、对刑法领域中“类型化”方法的关注，我都是怀着某种历险的心情在努力尝试。虽然未能激起强烈的知识共鸣，我仍然一意孤行。因为，我始终坚信，学术研究终究是一种“个人的志趣”，一种“个性化的事业”。尽管如此，我也绝不排斥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努力形成关于这些知识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推进边缘问题的研究。
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创新之处？
杜宇：对于尚处于学术成长期的我而言，现在做学术评价尚为时过早。不过，不断尝试阶段性的、短暂的回眸，以及自我的学术省思，也许是极为必要的。如果从1998年研究生入学时算起，我踏上刑法学研究之途，已超出十年。在这十年间，我做的事情其实都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不断从细小的问题入手，培养自己的学术感觉，培养自己的提炼、分析问题的能力。期待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积累开始，积沙成塔、积木成林式地去推进某种学术理想的实现。从现在的状况看，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我已经朦胧地感知到某种可称之为“刑法社会学”的学术目标与图景，但远未清晰。
如果就已有的学术成果而言，代表性的可举出：《当代刑法实践中的习惯法——一种真实而有力的存在》、《刑法上之“类推禁止”如何可能?——一个方法论上的悬疑》、《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这三篇文章。我觉得它们最能表达我这几年的努力方向。这里，我特别谈一下第一篇文章。如果一定要说创新性，那么这篇文章的创新在于其相对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众所周知，在当代中国的刑事法治话语中，习惯法的地位非常尴尬。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刑法现代化进程中最不可动摇的“宏大叙事”，而这一原则从形式的侧面出发，又必然得出排斥习惯法的基本推论。然而，习惯法在理论中的“法定”地位，都并不必定等于它在司法运作中的实际地位。关于习惯法的刑事学理表述，与习惯法的实践运作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断裂、悖反与紧张关系。而种裂痕的发现，将形成一个强烈的理论刺激，督促我们去重新思考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立足于这样的问题意识，这篇文章试图以法社会学的实证调查为方法，对习惯法在当代刑法实践中的真实角色、地位与价值，进行在场的观察。可以说，这样的问题意识，在刑法学界还比较少见。此外，文章还特别对习惯法的作用领域、作用方向以及其影响正式司法的隐秘途径，予以了类型化的发掘与整理，这可算是具体结论或内容上的创新。
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杜宇：我觉得，现在还难以形成成熟的、定型化的研究风格。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太早地形成所谓的风格，往往就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削弱甚至丧失。保持开放的姿态，为今后的学术生命预留更多的想象空间，就是更有益的选择。
整体来说，就现阶段而言，我更倾向于挑战性、边缘性的问题研究。在我的研究中，总是对主流叙事持有高度的警惕，并不断尝试从边缘地带削弱、修正甚至瓦解主流话语。大家可以从我的习惯法研究、类推研究等尝试中，看到这种不断坚持着的学术方向。此种路径或是习性的养成，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思维习惯密切相关，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您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其意义何在？
杜宇：我现在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刑法方法论上的一个问题——类型化方法。事实上，这不仅是刑法学进行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是整个法学都不可忽视的一种思维方式。Kaufmann早就指出：“类型问题，系当代法学理论上最具现实重要意义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尚未被法（刑法）学界所充分认识。与类型思维相比，刑法学人更为重视和擅长的，乃是传统的概念思维。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其对方法论问题是否有着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刑法学研究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从注释刑法学到刑法哲学的转向，从刑法哲学到刑法解释学的回归，每一步的进展，都与方法论的更新与拓展不可分离。我并不反对注释刑法学、刑法哲学的存在及其相应的理论空间，但刑法学抛开了自身的规范逻辑与体认，便无由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与科学本性。规范的方法与类型化的方法在属性上是如此贴近，以至于可以认为，任何规范的提炼与形成，都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法类型”的过程，任何规范的阐释与运用，都是“法类型”还原为生活事实的过程，是两者相互靠近乃至形成对接的过程。在上述意义上，“类型化”的思考方式，隐含于刑法规范形成与适用的始终，指引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内在操作。如果更为具体地观察，我认为，类型化的方法在生活素材的把握、法（刑法）的体系化构建、法（刑法）的发现与解释以及概括条款、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功用，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您的人生格言（座右铭）是什么？
杜宇：我的人生格言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非学术著作中，您最喜欢读哪一本书？
杜宇：在非学术著作中，我最喜欢读的书是金庸的武侠系列。我从小学开始读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的书。最喜欢的还是金庸的书。几乎每本金庸的武侠书，我都看过5遍以上。它承载了我的很多梦想或是幻想。
您在复旦大学担任教职，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杜宇：我现在复旦大学任教。就我个人的经验和感觉而言，我觉得中国法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两点：第一，法律硕士教育的泛滥。中国的法律硕士，可谓是中国的JM。它也是最接近MBA的一个专业硕士项目。由于它是许多法学院最为主要的盈利来源，因此，大家都试图将招生规模维持在一个尽量扩大化的水平。但是，生源的良莠不齐、大班化的教育模式、以及毕业论文的把关不严等，导致了法律硕士的社会声誉的降低。而此种声誉的贬损，作为成本，将分摊到大学、法学院甚至是每一个学生身上。受到最直接冲击的，就是本科生。人们会想：“法律硕士都这样，本科生就不用说了”。第二，法学教育与实践的脱节。这不仅与教师本人的学缘结构、人生经历相关，而且与课程设置、实习锻炼等环节的设计相关。
在学术之外，您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
杜宇：在学术之外，我的兴趣主要是足球、摄影和汽车。足球从小学就开始踢，现在也还在坚持。摄影和汽车是最近开始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