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教授，您好。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请问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金可可：选择法律为业，是父母之命；本来的兴趣，在文学方面，本科四年对法律都是恹恹然，时间都花在阅读文学与哲学类书籍上；到硕士阶段，才对民法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倒是把我当时的专业国际经济法荒废了――“妻不如妾” ，见异思迁恐莫过于此。

世界混乱得一塌糊涂，需要我们的简化，方能安身立命；民法亦是如此，很多基础理论都需要重新梳理，足以使人有一种智力上的愉悦感，可谓是最有意思的领域；若就此消磨沉迷，或可“不知老之将至”。

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金可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老师孙宪忠教授；孙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某一个观点或理论，而是对我学术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在学术路径和方法上的宏观指导。反顾之下，这种训练和指导，成为我最大的财富。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金可可：我主要研究的，是德国十九世纪的潘德克顿法学，尤其注重在十九世纪德国私法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民法上一些基本概念或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总体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我国是刚刚起步；但在米健教授的组织下，已经出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译著；也有朱庆育、杨代雄这样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很高水平的论文；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金可可：我自己已有的研究，都很不成熟，都是试笔之作。目前为止，可能是《论支配权概念》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写得比较紧凑；《基于债务关系之支配权》这篇文章，能够说明我将来努力的方向：努力做好法律史与教义学的结合，使两者均不至于漫无指归。当然，相对于这一目标而言，我的作品都很不成功。

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金可可：我自己努力追求的，是德国法学研究中强调整理、考证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我国清初以来的“朴学”，讲究“无信不征”。

这种路径，是受了我老师孙宪忠教授的影响，后来到了德国，更是受到德国法学的熏陶。

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

金可可：所谓中国法学家自己的贡献，我想应该是指中国法学家对世界法学研究的贡献吧。在此意义上，如果纯就学术而论，在很多研究领域，谈论中国法学家自己的贡献，恐怕为时过早。有很多学者现在已经有了“学术狂躁症”的早期症候，应该抓紧时间治疗，否则二十年后一回眸，不免“羞煞人也”。

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

金可可：理论高于实践，应该指导实践。学术界的同志应该去指导实践，而不应该以各种名目，去迎合实践；立法界和司法界的同志应该谦虚一点，虽说无知者无畏，但大无畏精神要不得。

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必然要借鉴西方的法学资源，同时又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您如何认识西方的法学资源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的关系？

金可可：首先应该认识到学术都是相通的，没有中西之分；其次应该认识到，我国法学研究的水准恐怕不那么高明，偶因因缘际会而有幸称王的猴子们，不要真以为出了中国法学这座山，自己还能当老虎。――认识到了上述两点，即可知：以中国国情或实际问题为由，在学术研究上拒绝向法学发达国家虚心学习，很不对；此种态度，荼毒无穷。

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后，结合不是大问题，我们并不笨，只怕过于聪明而流于浮躁。关键是能不能把人家的“技术”学到手；“技术”学到家了，造我们中国的“法律机器”，何愁不能能青出于蓝？

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金可可：认真研究，培养学生。认真研究，是希望自己能有一点贡献；培养学生，是希望下一代能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比我们强，是规律，也是我的信念。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金可可：法学教育应该逐步转向精英化教育。

您对想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学生有什么建议？

金可可：对路＋勤奋＝成功

您的人生格言（座右铭）是什么？

金可可：做一个有用的人。

您对中国法学创新讲坛和中国法学创新网的发展有何建议？

金可可：传承是最好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