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总体评价

根据我部近日发布的“法制史学·2009年度各科研单位发表论文数统计”（http://www.fxcxw.org.cn/html/ fxpd/2614.html ），法制史学在15种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84篇，占所有学科论文发表总数1406篇的5.76%,。其中，发表在三大权威刊物上的论文共10篇，占三大权威刊物论文总数173篇的5.78%。应当看到，法制史学的研究成果相对其他学科而言更需要历史积淀。在某种程度上，与部门法相比，法制史学的文章较少与当下和时事相联系，法制史学的文章更加有“不在多、而在精”的特点。

从法制史学科的内部发展状况来看，在15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的84篇文章中，外国法律史只有5篇，中国法律史文章有79篇。在三大权威刊物上发表的11篇法制史学文章中，全部为中国法律史的文章，外国法制史学科2009年在三大权威刊物上一篇文章也没有，这与外国法制史学科内大师云集的现状略有不符。

在79篇中国法律史文章中，有14篇属于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整体研究，有6篇属于对先秦法制及法制思想的研究，有13篇属于对两汉至唐宋时期法制的研究，研究明朝至清末变法改制前法律史的文章有16篇，其中四川大学法学院的里赞教授一人就占了3篇，研究清末变法改制到民国时期法律史的文章有21篇，研究解放前革命根据地法制及建国初期法制的文章有5篇，另有2篇是对法律史学发展的研究。从2009年法律史发表的文章来看，一部分法律史学者更加关注明清时期的法律史以及清末变法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史，这既与近些年大量明清时期的司法文牍被发现有关，也与清末变法至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关。此外，在2009年15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文章中，并没有对孔孟荀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只有一篇对杨朱思想的法学解读和一篇关于韩非的法学评论文章。

从法律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上看，关注中国古代律例制度的有7篇文章，分别对《吕刑》、汉简中《二年律令》、《唐律》、《明律》、竹简秦汉律等进行研究。对古代司法文牍、档案或案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章共有20篇，是近年来许多法律史学者乐于采取的研究进路。对传统习惯法进行研究的文章有2篇，分别关注山西票号习惯法和清代台湾的胎借现象。

总体来看，2009年法律史学的研究丰富、多样、不乏精彩。

（二）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从2009年核心期刊上发表法制史学论文的作者构成上看，老一辈的法制史学家依然创作力旺盛，可谓“老骥伏枥”。张晋藩、曾宪义、俞荣根等法律史学家在2009年共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张晋藩先生的《论中华法制文明的几个问题》和曾宪义先生《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分别发表在《中国法学》的第5期和第4期上。

中青年一代法律史学家依然是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何勤华、马小红、范忠信、张中秋、霍存福、里赞、张仁善、崔永东、吕丽、罗昶、侯欣一、马作武、梁凤荣、金眉、陈晓枫、周子良等均活跃于法律史学界，但并没有出现特别高产的学者，里赞教授以3篇论文就名列发表论文数首位。有一些依然活跃的中青年法律史学家在2009年处于论文产出淡季，如中山大学法学院徐忠明教授2006年一年就在15种核心期刊上发表6篇论文，2010年在前两个月就已在15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但在2009年却没有发表一篇。这也与法律史学科的特点有关，更需要厚积薄发。

年青一代法律史学家快速成长。李红海、邓建鹏、陈新宇、李启成、聂鑫等70后法律史学者2009年各有斩获，持续不断的创作已经使他/她们浮出水面、甚至声名鹊起。

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哲学等学科学者逐渐介入法律史学研究，使得法律史学研究的队伍构成更加丰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博士生杨柳在《中外法学》第3期上发表《市场、法律与地方习惯 清代台湾的胎借》一文，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宋大琦在《政法论坛》第5期上发表的《不是天理，便是人欲——理学法律思想的二分思维述评》一文即为例证。

花絮：法史学界的夫妻拍档

1、张中秋教授和金眉教授夫妇。2009年张中秋教授和金眉教授在15种核心期刊上各自发表一篇论文。据悉，两位为中国政法大学84级研究生同学，现在又同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2、马作武教授和柯卫教授夫妇。马作武教授和柯卫教授夫妇2009年在《法学评论》第3期上联名发表《杨朱思想的法学解读》一文。据悉，两人曾同时就读于武汉大学（马作武教授时为研究生，而柯卫教授时为本科生），两人又曾同时工作于中山大学法学院（柯卫老师时为办公室行政人员），现柯卫教授已经赴广东商学院发展。

（三）法学院排名分析

84篇论文的作者共来自家法学科研机构。发表总数在3篇以上的单位依次排名为：

上述12家单位发表了51篇论文，占了全部论文约61%。从上表可见：

1．基地体现整体实力。

名列第一的中国政法大学共发表12篇文章，遥遥领先于其他法学院校，可谓一枝独秀。中国政法大学在法律史学科的表现也与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法律史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地位名实相副。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有11位学者在2009年均由斩获，可谓体现了中国政法大学在法律史学研究的整体实力。这也说明，某一法学院想在法律史学上赶上或超过中国政法大学难度较大。

2．一些法学院依赖自身所有的学术资源跻身前列。

从法律史论文发表的刊物上看，一些法学院跻身前列更多依赖自身拥有的学术资源。在中国政法大学发表的12文章中，有10篇发表在自家刊物《比较法研究》和《政法论坛》上；吉林大学法学院发表的4篇文章均发表于自家刊物《法制与社会发展》；西南政法大学的4篇文章有3篇发表于自家刊物《现代法学》；武大法学院的3篇文章也均发表于自家刊物《法学评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4篇文章中有2篇也发表于自家刊物《清华法学》。可以看到，一个法学院是否拥有一本法学核心刊物对法学院的学科发展影响甚大。

3．人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武大法学院、吉大法学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等老牌法学院校依然实力雄厚。

人大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共有5位教授、3位副教授、1名讲师，梯队建设貌似合理，但在2009年仅曾宪义教授和马小红教授在15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一些本应处于创作高峰期的副教授和讲师反而发表论文较少，其余2篇论文分别是1名博士生和1名法理学博士后所发表，这也说明了人大法学院青年一代法律史学者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北大法学院原本是法律史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当年张国华教授、饶鑫贤教授、由嵘教授等均为一代法学大家，但现今随着老一辈法学家的退休，其他各院校的法律史学者群雄并起，北大法学院在法律史学科有失去往昔风采之嫌。武大法学院并非法律是学科的传统强院，但其法律史学科在2009年也发表了3篇论文。从发表论文情况来看，吉大法学院的几位作者从年龄结构看相对更为合理，霍存福教授为1958年出生，吕丽教授为1963年出生，潘宇讲师为1975年出生，老中青结合，发展较为均衡。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表的3篇论文中，有2篇是博士后人员创作，可见决定一个法学院或科研机构研究力量强弱的，不只是知名的法学家、博导，也包括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

4．清华大学法学院、四川大学法学院、北航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等新兴法学院发展迅速。

近几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四川大学法学院、北航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迅速崛起，在法律史学科也不例外。清华大学法学院锐意创新，积极引进优秀的年轻学者，2为青年法学才俊各自发表2篇，使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科以总数4篇与人大、吉大等法学院并列第2名。四川大学法学院里赞教授一人在2009年就发表了3篇论文，带领四川大学法学院以总数4篇并列法律史学研究第2，北航法学院凭借罗昶副教授和蒋燕玲副教授的3篇论文也名列第8位，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在引进李贵连、俞江、李红海等学者之后，法律史学科的研究实力大增，假以时日，也很可能成为法律史研究的重镇之一。

5．一些法学院几乎销声匿迹，一些法学院依靠独木支撑。

中山大学法学院只有马作武和妻子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法律史专业的其他高产作者如徐忠明、任强等2009年均遭遇“发表淡季”，不知这是否与近年中山大学法学院院内不稳及人事变动有关。

南京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法学院、云南大学法学院等均依靠独木支撑，张仁善、方潇、汪雄涛以2篇论文为各自院系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此外，程汉大教授在“转会”河南大学法学院后，以一篇《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新论》为新东家献礼。郑州大学法学院的梁凤荣教授在积淀多年后实现突破，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一篇论文。

（四）法学期刊分析

15种核心刊物发表法律史论文情况统计

从各家刊物发表法律史论文的数量来看，一些杂志倾向于多发法律史的文章，例如，《政法论坛》（18篇）和《法制与社会发展》（13篇），但也有一些杂志则似乎对法律史的文章不感兴趣，例如，《法学家》杂志和《法学》杂志等，《法学家》杂志在2009年没有发表法律史的文章，而《法学》杂志似乎更关注时效性较强的文章，2009年12期《法学》杂志只发表了4篇法律史文章。

从发表自家单位文章和他家单位文章的比例来看，《清华法学》、《比较法研究》、《现代法学》、《中外法学》等刊物发表自家单位文章的比例过高，《清华法学》只发表了2篇法律史文章，且均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自家单位的文章，《比较法研究》共发表了8篇法律史文章，但其中有5篇是中国政法大学自家的文章。《现代法学》和《中外法学》发表的法律史文章中有一半都是来自自家单位。

上述统计可能存在一定偶然性，有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整理分析，转载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