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名单公布。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宋亚辉从众多参选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中最年轻的获奖者。宋亚辉却说：“年轻不应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人文社科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

让经济法理论更加贴近现实世界

宋亚辉1984年生于河南洛阳，34岁破格晋升教授，36岁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长期从事经济法研究，致力于从公私法合作、部门法联动的角度研究国家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在公私法交叉领域深耕多年。

“这次被评选为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对我而言，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从颁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宋亚辉说。

在宋亚辉看来，他的研究不但承担着中国经济法学科发展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服务中国经济法治实践。经济法研究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贡献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于经济法学者而言，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更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宋亚辉说。

“传统的部门法研究以区分公法与私法的二元结构为前提，但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交互作用，因而现实世界的经济关系很难作出泾渭分明的公私二分。面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张力，超越公私法二元结构，发展‘公私法合作理论’，努力让经济法理论更贴近现实，从实践的沃土中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他继续解释。

2012年，宋亚辉在他的博士论文《社会性规制的路径选择》中，首次提出“公私法合作理论”，此后他一直将此作为他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以历史的视角观之，宋亚辉的研究超越了大陆法系沿用上百年的部门法理论范式，一旦从部门法分立转向部门法合作，经济法研究将走向更高阶的理论范式。而且，他搭建的公私法合作框架还是一个跨学科对话的平台，曾经“各自为战”的部门法有了更多互动的空间。

许多具体领域的研究者已开始应用他的理论框架。“先后有多个博士生跟我交流，想以我的公私法合作框架来解释金融、证券、互联网、个人数据等具体领域的法律现象，以此完成他们的博士论文。”话语中，宋亚辉流露出一名学术“探路者”的成就感。

早期，公私法的接轨是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苏永钦用力最深的研究领域，他的公私法域界分和公私法接轨学说可谓开一时之先河。公私法联动就像一块块法律拼图，通过卡槽接口相互拼接连成一体。

宋亚辉用恒星与行星的比喻设想公私法合作理论下的整体法律结构，具有普适性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可像恒星一样保持稳定，各项行业立法或领域法则像行星一样围绕恒星运转，根据行业需要来搭建各部门法之间的合作桥梁，形成动静结合的法律体系。

“基础性的部门法因保持纯粹性而无需频繁修订，灵活的行业立法可根据需要适时修改，同时还能解决立法重复的问题。”宋亚辉说。

2017-2019年间，宋亚辉几乎每年寒暑假都去往德国，受邀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通过对德国法的观察以及东西方的比较研究，他对现代法治的精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实践中，长期把法当作经济社会治理的工具，而忽略了法自身的目的，就像德国法对尊严的珍视那样，法治的精髓在于目的，而非工具。”他呼吁对工具主义的法治观念进行反思。

“不同国家的宪法价值、民族文化和现实条件不同，正是这些价值层面的因素塑造了各国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他说，“当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法律规范与社会价值之间的互动。”

宋亚辉认为：“只有深刻认知并尊重中国的宪法价值、民族文化和社会条件，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以法律的手段发展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作出真正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学术研究。”

一路走来，得益于党和国家擘画的法治发展蓝图，得益于各级法学会为青年学者搭建的发展平台，得益于学术前辈的榜样力量，宋亚辉在学术道路上开拓创新，出版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

南大学生“最喜爱的老师”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当日，祝贺宋亚辉获奖的信息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当他忙完打开微信时，已积攒了200多条祝福。他一条不落地回复，直至当晚11点多。新的祝福还源源不断，一直持续到次日晚上。

这里面还有不少邮箱长文，多年沉淀下来的师生情谊，在获奖的这个时间节点喷薄而出。

有学生在祝福邮件中回忆宋亚辉十年前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趣事：“您在图书馆看完书，忘记盖上茶杯盖，就将杯子装进书包，一路走过来给我们上课，一路滴水，自己笑着跟我们吐槽自己……”

学生对老师的爱戴，源于老师对待学生的真诚。他用心回复学生的每一个信息、邮件和电话。宋亚辉说：早些年自己发信息遇到对方不回时，会有各种联想，将心比心，我也努力让学生都能收到回信。

一次，在学校自动注册但未启用的邮箱里，宋亚辉发现了一封两年前学生咨询课堂疑问的来信，虽已时过境迁，但他还是做了解答并表示歉意。随后，得知该学生已经毕业了，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让他感到愧疚。

“记得那段时光里，每周最开心的事之一就是听宋老师上课，因为宋老师常常用‘苏格拉底式’对话启发学生，课后常常有醍醐灌顶之感。”最令学生难忘的是宋亚辉精心打造的课堂。

这位学生所指的“上课”，是宋亚辉开设的“悦读经典计划DIY课程”，这是南京大学最具特色的课程，由本科生在全体教师中“点将”授课，讲授主题、时间甚至地点都由师生协商确定，学校照单全收。但有效期仅一个学期，是否延续，取决于学生是否满意。这是一种典型的优胜劣汰机制。宋亚辉是法学院第一个受邀的教师，目前已开设三个学年。“学生找我，这是我的荣幸。”宋亚辉深情地说。

“学术研究就像打井，要往深里钻；但教学类似于扫地，需把方方面面的知识贯通起来。”在教学与科研之间，宋亚辉游刃有余。

“学生对老师的期待，一是专业，二是诚恳。若授课不专业，学生会感到失望；若态度不诚恳，会拉开师生的距离。”采访过程中，感受到宋亚辉无处不在的自省和思考，而且条分缕析，观点深刻。

实至名归！2020年，在调回母校南京大学工作的第5个年头，宋亚辉成功获评南京大学第十六届“我最喜爱的老师”。

“接到获奖通知的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像做梦一样，反复向电话那头确认信息的可靠性。”惊喜之余，宋亚辉高度赞赏“我最喜爱的老师”评奖机制：完全不需要本人申请，更不需要填表，全体教师都是候选人，由全体本科生投票产生。教学好不好，学生说了算。

“这种评选方式尊重市场机制，因为学生是教学的需求者、体验者和当事人，全体学生们的感受和评价是最真实的。”宋亚辉说。

“当你有机会向外舒展的时候，千万不要向内卷。”

“如果各位未来做了律师，希望大家不要只盯着当事人口袋里的那点钱，要关照当事人语无伦次的诉求背后的公平和正义；如果你做了法官，也不要只懂得价值判断、政策判断。法解释学的逻辑在于让法律人在同一个解释论平台上，以可预见的方法推理出你的价值判断；若你有幸获得了更高的职位，能够改变法律走向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工具主义的法律观很难实现真正的法治。”

“当你毕业的时候可以忘掉的都忘掉吧，但是有一点不能忘掉，那就是法律背后的灵魂和价值。”

这是学生记录的宋亚辉的课堂语录。因其上课生动，认真的同学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有学生一学期竟整理了十余万字的课堂笔记。

知之、好之、乐之的法学情缘

与不少“80后”农村大学生一样，因信息闭塞和认知局限，在高考填报志愿时，19岁的宋亚辉对大学及各类专业茫然无知。

“在没有明确偏好的情况下，潜意识将发挥关键作用，这种潜意识让我将法学专业放在了五个志愿的首位。”他所谓的“潜意识”，是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不少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塑造的法律人匡扶正义的形象对他大学专业选择的影响。

当被河南省唯一的211高校郑州大学法学院录取后，宋亚辉并不知道这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只是，四年的本科学习让他对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考取了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在两年后提前攻读博士学位。

宋亚辉之所以选择经济法专业，当时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我错误地认为，像民法、刑法这样的成熟学科，很难再作出新的学术贡献，而经济法作为新兴学科遍地都是机会，很容易找到空白地带进而作出新的学术贡献。二是我隐约感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法律制度保障，相信经济法研究一定大有可为，绝对不至于‘毕业后就失业’，不管未来做实务还是学术研究，都有广阔的空间。”

随着对法学认知的不断加深，宋亚辉逐渐推翻了自己此前的判断：“在今天看来，我的第一点理解并不准确，科学的发展无止境，传统学科和初创学科各具优势，都存在自己的发展空间，哪怕是演化上千年的学科，也仍然历久弥新。”而第二点“相信经济法研究一定大有可为”这个预见却得到了应验，始终引领着他的学术道路。

一次次探索新事物、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历练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和满足感，使宋亚辉逐步培养了对经济法的浓厚兴趣，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这种心理状态使我的研究进入良性循环，自此以后，‘累并快乐着’便成为我十多年来从事经济法研究的整体状态。”

“今天从应试教育走来的学生多数没有自己的学术兴趣。但这不要紧，因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这一点极为重要。”宋亚辉补充道。

学术思考“从不下班”

从来没点过外卖，嫌麻烦；两三年前才在手机上装支付宝，因为疫情期间生活需要。宋亚辉说：“我的生活非常简单。” 

用寒暑假整块的时间研读大部头学术文献，在上班时间见缝插针写作论文，用回家休息时间博览群书，这是他多年来的时间规划。

随时随地都在思考和研究，在出租车上与司机聊天，得知他们一日三餐的用餐习惯变化，从而了解北京小餐饮市场的治理情况，进而成为他研究公私法合作理论的重要素材。

面对朋友常常投来艳羡的眼光，认为大学老师课少、不加班，还有寒暑假。他说：“我们不加班，是因为学术思考从不下班，寒暑假更是搞科研的黄金期。”

他所有的生活都被学术包围，尤其是读博期间，他从未有过周末休息的观念，更不要谈什么寒暑假，日常状态基本是“五加二、白加黑”在读书、科研。就像农民种地一样，需要日复一日地辛勤耕耘。他说：“一切都要靠拼时间、拼汗水，人文社科是最诚实的学科。”

他自认为是一个极其努力的人，当看到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过周末时，打趣说：“你们都没有我当年用功。”

“塑造一个学者需要各种机缘巧合，家庭的支持不可或缺，否则就无法在学术上堆积时间和汗水。”进入高校工作以来，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任务，成家之后，又要分出时间照顾家庭和小孩儿。据他介绍，大多数青年教师都是这种多线作战的状态。 

作为本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最年轻的入选者，他说，我相对而言年轻一些，可能是因为起步稍早一些，从硕博连读开始，我就专注于广告法的研究，差不多在那时就算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他也感慨自己老了，一坐车就容易打瞌睡，而以前的他从来不会在车上睡着，有座位的地方就是他的办公桌。

他特别提醒，不要刻意强调学者的“年轻”，尤其要警惕“荣誉的陷阱”，少年成名者要么基础不牢，要么很容易被外在声誉绑架或冲昏头脑，从而偏离学术立身之本。

他想对青年学者说，永远不要期待学术上会有“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名、一见钟情”的美梦，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都是水到渠成的缓慢过程，若无长时间的积累、若无大量汗水的浇灌，永远不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