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最高检工作报告评价很高。在过去一年里，检察工作各方面做得都很好，特别是在我最关心的刑事领域，检察机关下了很大功夫推进轻罪治理工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推动完善轻罪治理体系。宽严相济促犯罪治理。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针对轻罪数量持续增长、占比持续上升，协同各方推进轻罪治理。对轻微犯罪依法少捕慎诉慎押，减少对抗、增进和谐。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不批捕26.6万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49.8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2.5%和12.6%。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建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恶性暴力犯罪近年来大幅度下降，犯罪发展态势在我国进入了‘轻罪时代’，由此呼唤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报告里这组数据，生动体现出最高检适应犯罪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针对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轻微犯罪大幅上升、占比持续加大的情况，积极协同各方推动完善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对轻微犯罪依法少捕慎诉慎押，减少对抗、增进和谐。”周光权代表认为，最高检推进的少捕慎诉慎押等具体工作方向很正确，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推动完善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方面，我建议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周光权代表说，长期以来，我国对如何做好犯罪记录工作十分重视，却没有建构相应的前科消灭制度。如果没有适当的消灭制度，犯罪前科就会终身伴随他们，刑满后个人的生活、子女的求学就业，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在周光权代表看来，如果想建构更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今后的刑法立法中考虑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对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过失犯罪的罪犯、不满18周岁的人的犯罪，还有一些特别轻微的轻罪罪犯（如危险驾驶罪等），其犯罪前科经过一段时间后予以消除，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回归社会。

“启动前科消灭的刑法立法，应当越快越好，唯其如此，才能够体现国家法律对于曾经‘犯错’的国民的宽宥，同时确保犯有轻罪的人所受的处罚与其过错相协调，符合比例原则。”周光权代表说，对这些轻罪罪犯，建议尽量不要打上罪犯的标签。但是对这些行为该行政处罚或者该作不起诉，也要有适当的处理措施，做到罪刑相适应，使社会治理达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