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伫立在五千年苍霞沐浴的神州大地，聆听新时代新征程的号角声声，望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时代大潮澎湃向前……“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的信念激荡在我们的心中。如何以理论之思回答“四个之问”？西南政法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现代法学》期刊微信公众号特联合开设“廌会笔谈”栏目，希冀汇聚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法治前沿问题，开展述学立论、方案探讨、观点争鸣、学术探索，在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篇章中，“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主持人：林维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国家级人才称号项目入选者、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主持人语：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3年公布的统计，全国共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等10个超大城市，重庆是其中市区面积最大、市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系统研究如何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方式、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对于实现高效能治理，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代化大都市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西南政法大学系统性、集成性地研究城市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一支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聚焦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前沿的研究团队。本期廌会笔谈，我们邀请了学校七位相关学者，围绕超大城市如何探索现代化治理进行讨论，以期引发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观点一: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周振超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省部级人才称号项目入选者
超大城市是人口、交通、金融、服务和信息等要素广泛聚集、高速流动形成的巨大量级城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径，需要不断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强城市治理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建设，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动数字城市建设。通过打造“城市大脑”实现对数据流量的汇聚集中和优化运用，依靠数据“辅助决策”，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例如，重庆市运用数据流打通决策流、业务流、执行流，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的系统联动，推行涉企涉民服务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上线运行“警快办”，更新升级5G“车载便民法庭”，在“1361”整体构架中推进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推动三级治理中心与“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有效衔接，不断增强重庆超大城市发展能力、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
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超大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和有机体。打造韧性安全城市，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用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多元需求，积极破解“大城市病”，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注重敏捷治理，构建最小应急单元，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织密超大城市风险防线。健全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机制，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树立全周期系统融合、开放共治和精细精致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编织全方位、多维度、智能化安全网。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以问题为导向，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温度和效度，用绣花般功夫推进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精致化和精品化。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和运行管理高效的体制机制，使基层治理有人、有权、有物。例如：重庆市推行“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推进基层治理各项举措的系统集成，使各个治理主体形成基层治理合力，用一套“组合拳”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治理体系。一是激发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活力，“双网格”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二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和全要素的依法治理，深入推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构建协同高效的行政执法新格局；三是构建党建统领的基层智治系统，推动基层政府职能体系重构、运行机制重塑、资源力量重组，打造全科型、服务型、共治型、数智型的新型网格；四是培养专家型干部和各类基层治理人才队伍，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增强基层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和高效性。
观点二:超大城市治理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
陈刚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省部级人才称号项目入选者
市场与政府是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方式，也是超大城市治理依靠的主要手段。超大城市发展中的治理问题，有些问题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且会因有效市场的治理而得以缓解与消除，有些问题则因具有外部性而需要有为政府的干预性治理来解决。所以，超大城市的治理需要在维护有效市场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干预性治理作用，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首先，超大城市治理需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超大城市具有人口高度集聚且群体多元、产品及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信息复杂化且分散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超大城市的发展往往会伴生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成为城市治理或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命题。化解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新挑战和新命题，需要准确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科学审慎识别超大城市治理中能由有效市场治理和需要有为政府治理的问题，推进超大城市治理问题的分类施策和分类治理。
其次，超大城市治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城市的发展创造了集聚经济的收益，所以城市通常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大城市中，企业能够共享原材料供应、基础设施等中间投入品，能更容易招聘到匹配企业需要的员工，以及更便捷的获取新技术和新信息；同时，大城市中的劳动力也能更容易找到匹配其技能的工作岗位，且通过向他人学习获得更高技能及更高工资。所以，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体现的是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意愿，超大城市治理要尊重这一市场的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诚然，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可能带来交通拥挤、公共卫生环境变差等所谓的“城市病”问题，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能籍此因噎废食破坏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市场规律。
最后，超大城市治理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超大城市发展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市场调节难以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这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治理的缺陷。例如，超大城市的人口不仅高度集聚，而且人口因职业、收入、文化等的差异而呈现群体多元的特点，且各群体间也因职业、收入、文化的差异而存在难以相融合的问题，这对超大城市的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威胁。这时，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为各群体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促进各群体间的社会融合，增进社会和谐。同时，超大城市具有信息复杂化且分散化的特点，这使得各类微观市场主体接收到的信息往往与政府掌握的更全面信息之间存在偏差，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公开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公共事件的相关信息，并建立完备的公共危机预警监测体系。
观点三:以数智治理增强超大规模城市韧性
韩炜
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省部级人才称号项目入选者
超大规模城市因人口结构更复杂、内外部联系网络更密集等特征，面临不断加大的治理负荷所导致的“空间脆弱性”。借助现代数智技术的赋能，数智治理为提升城市韧性，更好应对挑战和风险提供了全新路径和可能。
第一，利用数智治理提升资源效率，缓解人口压力与资源承载力矛盾。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极高，人口总量远超过一般城市，这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带来巨大的供应压力。发挥数智治理在数据采集、信息共享以及资源配置上的高效率，能够提升超大规模城市管理在资源分配和使用效率上的整体水平。例如，在公共服务方面，通过在线服务和移动应用，公民可以更便利地访问政府服务和资源，不仅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也增加了透明度和公民的满意度。
第二，利用数智治理促进敏捷响应，防范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超大规模城市是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产业结构多元、社会关系交织、各类流动人口多等因素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难度。发挥数智治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效能，对海量、多源异构的城市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实现实时态势感知和精准预测，能够更好地应对多因素交织的复杂系统风险。如运用交通流量、气象条件、人群行为等数据，助力城市管理部门提前预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情况，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以最大程度地减轻负面影响。
第三，利用数智治理构建安全体系，保障城市有序运行。超大规模城市因人口聚集而产生的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交通、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以及灾害叠加压力，给城市运行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数智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城市安全监测网络，破除信息孤岛，有利于促进城市安全领域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共享和一体化指挥调度，推动各类安全事件高效联动处置。同时，也能够通过数据整合挖掘城市安全运行的系统性规律，不断完善城市安全标准和管理制度，从而实现城市安全治理的精细化，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转变。
综合而言，数智治理在应对超大规模城市的种种治理挑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上有着巨大的潜力。但也需注意，数智治理也面临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带来的新挑战。这意味着需要在法治规则框架下推动超大规模城市数智治理的制度创新，在筑牢法治底线的前提下，激发数智治理在不同应用场域的技术效能和治理效能。
观点四:以四个思维奋力推进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
张震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副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超大城市治理属于复杂巨系统，相比一般地方工作，更加需要综合运用系统思维、精细思维、敏捷思维和数字思维。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市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超大城市。
一是系统治理法治化。应树立统揽全局的系统思维，不断通过法治增强城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养成“全周期管理”意识，准确把握城市法治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强化从源头到末梢的全过程管控、全流程监督、全要素覆盖。以法治夯实系统治理，将治理中的复杂变量化为制度常量。
二是精细治理法治化。“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更是精细的艺术，应该坚持精细思维。以法治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具备大视野，也需要立足小细节。当前，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实时感知发现处理细微问题的同时，应当加强制度保障和法治规范，加强风险管控。还应用好城市用地“边角料”，通过制度建设，一方面让“角类空间”填补城市服务短板；另一方面用“边类空间”打造为城市连续空间。
三是敏捷治理法治化。作为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在维持稳定性的同时又保持组织灵活”、“快速动员利益相关方”、“跨部门合作”等新思维作为核心内容形成的敏捷治理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超大城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敏捷治理法治化要求不断进行制度的优化更新迭代升级。当前，政府组织仍然存在部门壁垒、职责边界不清、层级冗杂等问题；应当在宏观上重视组织机构的改革，在微观上优化中层冗余组织，使组织更加扁平化、更具回应性。
四是数字治理法治化。数字重庆建设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跨越的重要关口，数字思维是实现超大城市治理全方位变革系统性重塑的关键变量。应该以数字化赋能法治化，以法治化规范数字化，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法治。当前，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出现大量自动化行政，应当通过完善算法，加强算法审计，公开算法以接受社会监督，既确保执法人员在自动化行政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又保障市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观点五:以信用治理激发超大城市发展活力
类延村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省部级人才称号项目入选者
超大城市具有人口、制度、经济和社会等要素高度积聚的特征，规模超大、异质性强和问题复杂性亦由此演化为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命题。这就需要立足要素有序流动和治理资源高效配置的立场，以信用治理塑造弹性治理空间，激发超大城市治理活力。
以信用治理数据链增进“大城智治”的活跃度。超大城市治理应立足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的整体性，完善“城市大脑”中枢建设，通过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流转实现无缝隙治理。特别是要发挥信用平台治理“一根针串起千条线”的示范作用，以信用信息链推动超大城市公共部门和市场主体数据的功能性整合，有效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社会参与，简约传统的治理资源、治理流程和治理机制，从“协同数字化”走向“数字化协同”。以此而言，信用治理即可实现技术赋能和平台赋权，依托信用评价、信用承诺等信用治理形式在政务服务场景的全域适用，实现工作流程和行政结构的“虚拟式”简化，形成对城市治理的整体驱动，激发超大城市治理的主体积极性。
以信用政策体系协同拓展“大城细治”的兼容度。精细化治理是回应超大城市要素高度集聚联动的客观选择。超大城市治理不仅体现在“大工程”，更反映在“小细节”。信用治理政策的跨界统合、跨域协同和工具选择则有助实现“精、准、细”的规制考量。其中，在市域治理顶层设计层面鼓励信用联合激励政策创制，重在建立和完善跨界政策信息交流与决策程序，从行政权力功能性配置视角容纳城市信用治理的全部激励类型，进而实现超大城市特定领域的“精确”治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信用政策跨域协同的标准化建设应成为自主建构超大城市群合作治理网络的有效探索，推动信用治理关键事项政策评价的统一。此外，混合型、自愿型政策工具的更多运用则能在微观领域和细微事项中吸纳多元化治理资源，拓展超大城市治理社会参与面。由此，政策体系的多域兼容会催化超大城市治理的包容性，提升全域治理的有效性。
以信用治理应用场景提升“大城宽治”的温度。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开放性特征，兼具简捷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的宽治特色。信用治理应用场景的全域实践对城市治理流程删繁就简，开拓出超大城市治理的柔性空间。特别是信用场景的市场化、社会化应用强化了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自组织性，有效疏解了超大城市在特定时间节点的资源容纳力和服务承载力。信用场景应用因信用治理领域和事项的差异具有柔韧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有益于治理方案的适时动态调整。此外，信用权益优待的实践转化契合“适老化”“适配性”的改革，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温度。以此，超大城市的信用治理实践具有简约高效、动态发展和温情服务的底色，增进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观点六:推进超大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蔡艺生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超大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治理挑战，人口与空间高度密集、社会结构复杂、数字化转型加速、基础设施承载压力大以及全球化等带来的各种安全风险交织。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超大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在更高水平安全基础上实现超大城市更高质量发展。
一、推进超大城市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确立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统一指挥、协同联动的安全治理机制。探索设立城市安全治理指挥中心，强化决策与协调能力，确保权威性与专业性。实现协同联动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建立城市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类安全信息的实时汇集与共享，加强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信息准确性与保密性。
完善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对现有涉及城市安全治理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城市安全治理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完善的安全标准体系，涵盖建筑安全、交通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安全等各个领域，为城市安全管理提供明确的指导和依据。
建立健全超大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通过定期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和分析城市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和隐患，为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加强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实现对各类安全风险的实时、准确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迅速处置，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在应急处置方面，应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合理配置应急资源，明确各方在应急处置中的职责和流程，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响应和处置。
二、推进超大城市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对城市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提高预警预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建立智能化的应急指挥系统，实现对应急资源的快速调度和优化配置，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和协同性。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与专业培训。加大对安全治理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安全治理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实战演练等活动，提高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
引导全社会参与形成共治格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形成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安全治理工作，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深化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加强与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安全治理经验和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合作与交流，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观点七:探索超大城市国际传播新路径
张璐璐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纵观全球超大城市的发展，都在创造和传播人类现代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都具有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探索出符合区域特色的国际传播新路径，才能担负起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责任与使命，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第一，从思维理念来说，讲好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故事，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与开放胸怀。一方面要认识到重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提升思维层级，将重庆城市传播纳入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考虑。“跨越山海，联通世界”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同时也可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在海内外传播。紧紧抓住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机遇，主动融入地缘战略博弈，实现由“区域叙事”到文化叙事的格局转变，将重庆本地叙事整合到国际格局之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重庆影响力。
第二，从内容形态来说，要围绕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构叙事，讲好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故事，就是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范本。重庆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享誉国际的抗战之都，还是中国当下“大城市、大农村”的缩影。扎根重庆本土历史资源，挖掘超大城市文化内核，同时破除文化刻板印象，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宏大叙事之中，将优质的重庆文化资源开发成受国内外民众欢迎的文化符号。
第三，从传播平台来说，媒介正由“渠道”向“枢纽”转化，要充分认识到新兴技术对现实世界的全方位影响，坚持通过智媒技术赋能传播平台，积极打造适用于重庆国际传播的媒体矩阵。“网红城市”曾是重庆的标签之一，为重庆城市形象在海内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重庆背景下，可借助智媒技术制定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做好重庆超大城市国际传播工作，对不同区域、不同国际、不同群体受众实行精准传播，使不同区域、不同国别的受众对于重庆城市现代化治理更易理解、更易接受。
第四，从传播技巧来说，要将硬性传播与柔性传播相结合，激发不同区域受众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共情心理。城市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而人是城市的主体。因此，提升城市国际传播效能，需要加强人性的议题策划，温情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举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旗帜，聚焦中外情感交汇点、人性闪光点。超大城市国际传播非一日之功，以“我”为主的自塑方式虽能争取一时声势，但更广泛的“他塑”却可以让城市底蕴愈发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