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岁的高龄仙逝，悼念如潮。我个人在八十年代作为记者和编辑，因为工作之便，和季老打过几次交道。他对我这等平凡的后辈，十分平和慈爱。在如今这个“国学大师”满天飞的时代，我实在没有心思再给老人家加几顶高帽子。这里只讲三点随便想到的事情。

第一，季老的学问非常冷辟专门，自不是我等门外人可以问的。我也从来不试图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如此专门的领域请教，是需要资格的）。而在专业之外，他就是个有丰富阅历的平常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作派。我八十年代因为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开了题为“对话录”的学术文化采访专栏，走访了京城众多学者。从季老这一代的，一直到中年的新秀，见了这么多人，感觉最象老农民的就是季老。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他讲话非常直来直去，从来不摆出的“智者”的架子。比如我问他对印度的看法，他随口回答：“我们当年访问印度，印度人总是说‘中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家把我们当榜样，我们应该搞得更好！”“从尼赫鲁起，印度精英阶层的区域霸权心态很强”。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观点非常明确，从来不绕圈子。至于他后来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日后世界的运道该从西方轮到中国等等，我曾经提出过批评。不过，这话体现了他那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有着他那种农民式的质朴和坦率。在我看来，对一个人最好的悼念不是抬骄子，而是还原其本色。

第二，季老如今被称为“国学大师”、“东方学大师”等等，高帽一箩筐。抛开这些媒体的炒作，更客观的评价恐怕是一个学有所专的扎实学者。不管他的学问多么冷辟、“偏门”，有这等学术素养的学者在当今确实很少。更重要的是，他在“东方学”的深厚学术根基，是在二十几岁“留德十年”时在哥廷根打下的，师从的是西方人。大家现在大概都承认，季老留德的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国学”根底比现在强多了；而那时西方的东方研究，则远赶不上现在发达。但是在那个时代，到西方去研究东方，即使对于季老这样的精英而言也属于理所当然。如今呢？西方的东方学（包括中国学）研究比七十年前发达得多，中国人自己“国学”的根基则比季老那代人浅得多。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到西方研究中国文化斥之以鼻。甚至把跟着西方人研究东方学看成是笑话。看来，成就季老的时代，比我们现在的心灵开放得多。要知道，当年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许多西方人非常虚心、甚至心怀崇拜地向阿拉伯人学习古代希腊罗马的学术，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西方。季老那代，则是东方人向西方学习东方。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在我们的学术界还怎么造就季老这样的人呢？

第三，季老那代人中，到西方去学习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有很多。但是，到了生命的终点，能象季老这样成为“大师”、“国宝”的，多是研究东方或者“国学”的。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试图跟上世界的步伐，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按说，中国更需要的是向世界学习。那些出去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回来后可贡献的东西应该更多。那些人中，也不乏季老这样的秀异之士。但是，那些人既没有成“大师”，似乎也不是“国宝”，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最后都干了什么。这恐怕更是我们的文化之失。

季老走了。我为他祈祷。同时也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位走向世界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