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位人物去世。一位是美国著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另一位则是斯坦利.科普兰 (Stanley Kaplan) 。肯尼迪的死所闹出的动静，几乎赶上了一位总统。他的葬礼就有四位健在的总统出席，几乎所有政要都竞相露面。科普兰的死则几乎无人知晓，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象个大公司的牌子一样熟悉。

事实上，这两个人几乎同时退出历史舞台，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肯尼迪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豪门的时代。科普兰九十年的生命，则开创了一个新的平民的时代。这个时代刚刚起步，绝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终结。

爱德华.肯尼迪是肯尼迪四兄弟中最不成器的一位。他因为生于豪门，得以追随家族传统进入哈佛，但很快因为考试作弊被除名。在那个年月，这样的富家子弟，自能高于一切规矩之上。考试作弊被除名了，那么就再申请回去。如此平庸之士，很快赶上好运气。1960年他哥哥当选美国总统，空出了自己在麻省的参议院席位。当时爱德华才28岁，而法律规定年满30才有当参议员的资格。但是，新总统自有安排：他建议州长任命自己的一位朋友填补这一参议员席位。这位朋友等到总统的弟弟满三十后马上忠实地将议席让出。爱德华得以在选举中轻易获胜。当时他的民主党内对手在竞选中指着他说：“如果你的姓不是肯尼迪，这样的选举就是个笑话。我们选的是能力、经验、业绩，不是关系、家门。”但是，在肯尼迪家族的基地如此斥责肯尼迪，自然引起了选民的反感，反而成全了爱德华。

不仅如此，爱德华在当了七年参议员后，居然为自己的履历中添了犯罪记录。1969年，他在麻省一著名的度假胜地和一群为他哥哥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工作的女孩子们聚会，半夜带着其中一位二十八岁的女性离开，结果把车开到了湖里，自己游泳上岸，逃离现场，不向警察报告，直到第二天那女孩子的尸体被发现。此案一直疑点重重，连是否为谋杀也难以排除。后来的调查发现爱德华的供认与事实多有冲突，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丑闻，粉碎了他的总统梦。197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本来非他莫属。但选民难以忘怀这一丑闻，他也不敢冒险，宣布不参加竞争，让名不见经传的卡特成为总统。四年后他觉得丑闻被人淡忘，卷土重来，但必须挑战本党的总统卡特，最后自然无果而终。不过，尽管他的花花公子式的劣迹屡见报端，最终都无法将他赶出政治。

作为历史上在任时间第三长的参议员，他立法记录自然惊人。有人说他一生的政治影响甚至超过了两位兄长。不过，看看他的个人历史，在看看满庭政要在他葬礼上那么动情，信仰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的我还是不禁惊讶：这是美国吗？凭什么要选这么一位来成就这些业绩？难道普通美国人中没有比他更秀异的人才？他的成功，挤掉了谁的机会？

其实，冷静想想，这也合情合理。美国以地方自治立国，这种自治传统来源于中世纪。你看看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自治城市国家的统治集团就知道，虽然也是选举产生，但还是几大家门把持。政治统治集团如同行会一样，以家门作招牌，并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垄断性。老百姓也认这个招牌。这种共和体制中的政治世袭，和王权的政治世袭不同，代表着中世纪那种跟着邻居中的名门大户捍卫自己权利的草根政治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了今日的美国。麻省特别是波士顿的老百姓几十年形成了强烈的信念：有事情要找肯尼迪！

但是，这套世袭的政治文化，正在缓慢地瓦解。变化首先发生在大学里。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的常青藤还如同豪门的私人俱乐部：肯尼迪家去哈佛，布什家去耶鲁。这是世袭接班的第一步。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豪门对常青藤的垄断逐渐被突破。这种突破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多元化：大学要海纳不同阶层和种族的英才；一是能力中心：通过考试成绩等等选拔人才。其中SAT作为申请大学的参考成绩，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美国的高考”。换在今天，肯尼迪也好，布什也好，靠考试成绩恐怕都进不了哈佛耶鲁。有人称布什是常青藤中靠老子上大学的最后一代。

在这一新时代，进哈佛耶鲁的是一批功课好、智商高的学生。这就突显了科普兰的意义。科普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学毕业时申请了五所医学院。他当时在纽约城市大学毕业班中排名第二，并获得自然科学的优异奖，以此记录，按说上个医学院不成问题。但是，五所医学院全拒绝了他。后来他发现：他那些富裕的犹太朋友，跑到私立大学读书，轻易进了哈佛医学院；而他在城市大学那些非犹太人的同学，即使不如他的也进入了医学院。他立即下了结论：我是犹太人，又没有上私立大学，所以门也没有！

当时犹太人受到教育歧视，唯一的晋身之阶就是考试。犹太人靠考试成绩好大量挤入常青藤，甚至在哈佛耶鲁等等引起惊慌，大家要想办法如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美国大学中专门的录取办公室就是这么成立起来的。其办法是把“品格”作为衡量学生的手段，冲淡了考试成绩的重要性，成功地降低了犹太学生的录取率，捍卫了传统白人的垄断地位。这就是科普兰的时代。他的被排挤，和无功受碌的肯尼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贵的是，科普兰不屈服，而是把精力放在犹太人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器（即应试）上。那时SAT刚开始不久，这是一种智商测试。人们认为考前有针对性的突击和准备并无意义。因为SAT是一个衡量内在脑力的测验。知识可以增长，但脑子不可能变聪明。科普兰则于1946年开始研究针对SAT的应试办法。尽管考试的主持机构告诉学生参加科普兰的课程纯属浪费钱，但当他成功地提高了他的学生的SAT成绩后，联邦行业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1970年代末决定对他展开调查。本来，调查的目的是看看他到处鼓吹他的课程能够提高SAT成绩是否属于假广告。但于1979年出版的调查报告等于给他的事业进行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广告宣传。该调查报告指出，科普兰的系统能够提高SAT的语文和数学部分的成绩各25分（总分在200-800之间）。于是，立志上大学的高中生们纷纷涌入科普兰的课程中，让他生意兴隆。1984年他将这笔生意以四千五百万美元卖给《华盛顿邮报》。如今，科普兰公司是《华盛顿邮报》集团中比《华盛顿邮报》本身身价还高的分支，并包括网上法学院等各种教育课程，年收入高达二十三亿美元。

科普兰引起的考试革命，被称为教育民主运动。虽然上得起SAT补习班的还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但肯尼迪如果活在今天不可能找人代考，分数还是要自己争取的。另外，美国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对富人的经济优势也很有意识。当年作为排挤犹太人的工具的“品格”评价，被用来照顾弱势。特别是在精英大学，富裕家庭的子弟必必须考高得多的成绩才能和穷孩子竞争。穷孩子则因为显示了“克服生活中的挑战”等等品格而获得加分。这样，平民子弟出头的机会就多了不少。

以后的美国政治，家门的影响会逐渐减弱，但名校的影响则可能加强。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刚刚上任的大法官Sonia Sotomayor ，全是一色的常青藤。特别是最高法院，几乎被哈佛、耶鲁、和哥仑比亚三大法学院所一手遮天。常青藤等一流大学，本世纪开始又试行奖学金的改革，使平民子弟几乎可以在那里获得免费的教育。与此同时，各个私立大学虽然一直招收一定比例的“遗产学生”，即以特殊标准录取一些大家门特别是给学校捐款的富豪的子弟，但最近这种政策在教育平等的浪潮中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肯尼迪生前也公开支持废除成全了他的这种制度。世袭教育的终结，恐怕是指日可待了。这样，大大小小的肯尼迪们就很难和那些功课好的普通学生竞争了。没有常青藤的牌子当然还可以出头，但这条路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容易了。这种苗头，其实已经出现。比如，不久前希拉里就任国务卿，空出了自己在纽约州的参议员议席。纽约州和麻省并立为肯尼迪家族的两大政治基地，是爱德华之兄罗伯特肯尼迪的大本营。自然，在希拉里走后，肯尼迪总统的独女卡罗琳马上被拥出接班。可惜，时代变了，她显然没有爱德华的运气，尽管人品好得多，选民也不认可。最后接班的是常青藤出身的陆天娜（Kirsten Gillibrand）。

这一切，都突显了科普兰的历史意义。有人说，作为美国的应试教育之父，科普兰把教育变成了考试。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在美国的具体环境下，考试毕竟是消解传统权力的最好工具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真正的平民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